一个安分守己的中国人过去的岁月（连载十一）

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首发

续上期

30. 我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妻子

妻子在职期间，每天为所在工厂经营管理忙忙碌碌，经常出差在外，有时候三五天，有时候十天半个月。沈阳桃机场、沈阳火车北站、沈阳长途汽车客运站成为她经常光顾的场所。

一个家庭，妻子的作用非常重要。一般的家庭生活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教育孩子，吃穿洗涮，妻子做得更多一些。俗话说得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定意义上说，妻子是家庭和谐幸福的基石。

在这点上，我的体会更深一些。正是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才有了一个和谐的家庭，有一个孝顺的女儿，有了幸福的一生。

同妻子结婚后，我在部队服役，很长时间是两地分居，即使转业地方团聚以后，也经常因公外出，大部分家务、照顾孩子的职责，都由妻子担当。结婚46年，我们相濡以沫，因为总有她毫无怨言地默默奉献。我们过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经历的都是家庭琐事，但正是这些生活琐事，成就了我人生的幸福。在撰写这篇《回首往事七十年》的时候，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似乎就在眼前。这里写下这篇文字，以示对妻子的特别感谢！

城里姑娘嫁给农村郎

妻子叫杨淑琴，1952年2月6日出生，从小在沈阳长大，父亲是辽宁省粮食厅干部，家庭条件同我生活的农村相比，优越的不可同日而语。妻子小学就读于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小学，初中就读于辽宁省实验中学，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一直是班干部。也是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打碎了她的大学梦，还把她推到辽宁一个十分贫穷的大山沟。

那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最“波澜壮阔”的年代，辽宁出台了一个极左决策，把大部分机关、企事业的干部以走“五•七道路”的名义下放到偏僻的农村。岳父拉家带口被赶到辽西建平县沙海公社新胜村——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穷乡僻壤，农民劳动一年不仅挣不到一分钱，还要倒贴——说来笑话，可那是实情，农民连年吃国家“反销粮”，城里生活惯了的岳父一家生活境遇可想而知，用欲哭无泪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妻子那年17岁，在农村中学就读了一年开始参加农业劳动，后被抽到村里小学做代课教师，好不容易盼来转正的机会，还被公社干部亲戚冒名取代，两年以后才被安排到县城叶柏寿烟酒蔬菜公司当营业员，站了两年柜台后转任公司做财务工作，正是在那里我与她相识。

那年我回家休假，在姐夫工作的发电厂认识了同年入伍到四川铁道兵的霍其民，聊起来一见如故，霍的父亲是妻子单位的领导，霍其民介绍我与妻子相识。

我们1978年1月30日登记结婚。那时我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照部队规定，军官年满28周岁、女方年满25周岁才批准结婚，即使达到这个年龄，读书期间也不准结婚。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岳父落实政策已经回到沈阳，担任省粮食厅所属的辽宁省粮食机械厂厂长，妻子在建平当地已经就业，不能一起调回，我给部队政治部写了报告，部队领导特批我们提前结婚。

没有婚房、彩礼，没有结婚仪式，也没有举办婚宴招待亲朋好友。那时候，生活物品票证还没有取消，许多消费品都凭票供应，粮票、布票更是百姓生活紧缺的票证，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结婚的行李说来都让人笑话，我从上海买了大约50多尺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布做被面、褥面，人民币3角多一尺，共花了十几元钱。被里不能用人造棉啊，妻子有办法，她们烟酒公司处理装绵白糖的棉布袋子，两角钱一条，她买了几十条，拆洗干净，用缝纫机连在一起，就这样做成两床结婚用的被褥。

说起来也还举行了两次“隆重”的婚礼。一次是在岳父家，岳父、岳母把几位一起下放的“五•七战士”请到家，我们夫妻给他们每人敬酒，并接受他们的祝福。然后又回到我的农村老家，我的父母把本村的六七位亲戚和邻居请到家里，一桌农村的酒席，同样的简单，同样的程序，一分礼金也没收。

艰苦的年代，困难的家庭，独立的新人，简陋的被褥，妻子也非常理解，毫无怨言地嫁给了我。

那个年代，城乡差别非常大，尤其在我家乡那个贫困山区，农村孩子羡慕城里人生活，找个城里的媳妇都算是新鲜事。我娶了一个城里媳妇，在村里传为佳话，亲朋好友纷纷向我父母祝贺。我们休假回家，左邻右舍的人都来串门，来看我的这个城里媳妇，看她的穿着，看她会不会干农活，看她是否嫌弃农村。对于这一切“考察”，妻子都顺利过关。

我的这个城里的媳妇不仅受到邻居的称赞，更得到公公、婆婆的认可。尤其同大姑、小姑的关系，超过我们兄妹，哪个妹妹生活上遇到困难，她都会慷慨解囊，帮助她们度过难关。我们结婚几十年，妹妹们对她敬重有加，对我这个哥哥，却似乎有点敬而远之。

也曾是个合格的军嫂

1978年8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部队干起老本行——宣传干事。岳父一家落实政策迁回沈阳，建平只留下妻子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白天上班忙忙碌碌，还算充实，下班后自己顶着一所房子，对于一个20多岁的女人，着实有些冷清。于是就把与她情况相仿的工友吴凤兰找来一起生活。吴凤兰是我初中同学、后来的战友崔振龙的妻子，崔与我同时入伍到一个部队，也是工农兵学员，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结婚后同我一样也是两地生活。妻子与小吴搭伴生活了近一年，直到小吴随军，几乎同时妻子也到部队休产假，后来随着下乡知识青年政策的落实，妻子休完产假就调回沈阳。

作为一名军嫂，确实很不容易。我们两地生活了九年，不管是在建平还是调回沈阳，都按照国家对两地生活工作人员休假的规定，我们两人每年分别享受一个月的探亲假，一年只有这两个月的团聚。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没有权利享受分配住房的待遇，还要同岳父一家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尽管有岳母帮助照看孩子，但许多辛苦只能她一个人承担。要正常上班工作，还要照顾女儿。孩子病了，她一个人带着去看医生；自己生病了，也得咬牙坚持上班，还得照看孩子。女儿入托、入学，她一个人去办理……但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一句话，有苦处藏在心里，遇到困难自己克服。

那时候的通讯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少有的程控电话都是办公室的工作电话，普通老百姓偶尔有个急事，都要到长途电话局花钱排队打电话打到办公室。私人的信息交流全靠写信，沈阳到白城大约1000公里，寄封信得一个星期才能收到。我们夫妻通信，从来没有卿卿我我，更没有牢骚埋怨，多半时候都是报个平安，妻子鼓励我努力工作，不要惦记家里，我安慰妻子克服困难，照顾好一家老小。

在部队，家属来队探亲是个大喜事，谁的媳妇来连队了，几乎所有战士都涌到住所，说说笑笑，嘘寒问暖。谁的衣服、袜子破了，也拿来找军嫂缝补。军嫂也尽其所能，为战士们洗衣服，缝被子。在机关，虽然没有连队那么热闹，战友、老乡的探望也是络绎不绝，缝缝补补也少不了，战友、老乡相聚喝点小酒更成了惯例，每次战友来“家”，妻子总是来者不拒，热情招待，赢得战友良好的口碑。

正是她的全力支持，我才得以安心工作。徐良在军歌《血染的风采》歌词里，有一句“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非常认同。在部队，我做的是普普通通的机关工作，没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获得过军功章，但平凡的工作，也都受到首长与战友们的认可，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有着她一半的功劳。

事业家庭两不耽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开始落实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大批下乡知青开始返城。为了安置返城知青的工作，国家允许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创办企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岳父所在的辽宁省粮食机械厂创办分厂，1979年末，妻子被安置到分厂从事财会工作，1986年开始担任该厂厂长、法人代表。

那个年代，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放开，市场经济却还没有定型，这种形势下企业经营更加困难重重。产品的生产、销售要对路，工人的工资福利要保证，工商、税务、城管要应对清楚。分厂的工人都是粮食厅干部和粮食机械厂职工的子女，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管理难上加难。处理好这些关系和矛盾，都是厂长的责任。

妻子上任后，认真考察市场，电器、服装，都曾进入她的视野，甚至参加粮食机械总厂考察团远赴美国考察饮水机的配件生产。最后根据厂里的技术力量、财务状况，立足粮食系统的优势，选定主打苫布制品，苦心经营，严格管理，很快打开了产品销路。

那段时间，妻子是经常出差在外，少则三五天，有时候要十天半个月，后来稳定了省内各粮库及秦皇岛粮食转运站、安庆棉纺厂等供需客户，保证了正常经营，逐渐盈利，管理上也做得有声有色。有个时期，粮机总厂都向妻子所在的分厂借款应付流动资金急需。有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影响也不断扩大，连省粮食厅干部的子女也想方设法通过各方面关系调入妻子的分厂。

对于家庭，妻子也是极尽责任。家里姊妹多，生活比较拮据，从上班开始直到我们结婚成家，她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父母补贴家用，只留下部分，每天下班顺便买菜带回家。自己很少添补衣物，也从来不买化妆品，雪花膏是她常用的“奢侈品”。节俭的习惯成为她一生的美德。结婚以后谈起那时的想法和经历，妻子说，五个姊妹中她是老大，比最大的妹妹年长6岁，父母的养育不容易，她有了工资收入，有责任减轻父母的负担。

对父母孝顺也是无可挑剔。结婚之后，我们长期两地分居，我们这种情况，粮机总厂规定女方无权分配住房，妻子只能与父母同住，在家务、花销等各方面，她都努力做到最好。即使我转业地方后有了自己的家，她对父母也是尽心尽力地付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岳父病重住院，近两个月时间，她几乎是24小时陪护，直到老人去世。

我的父母在农村，妻子曾动员我把他们接到沈阳一起生活，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感到每天的上下楼都不方便，住一段时间就要回农村，说还是乡下自由自在。我只好把他们送回老家，每年休假带着妻子、女儿回去看望他们。每次回家，妻子都会入乡随俗，给父母准备礼物，帮助妹妹烧火做饭，洗碗收桌，打扫卫生。年节要给父母寄个三五百元钱资助他们的生活，她都及时提醒我，说平时不能尽孝，年节必须尽个心意。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女儿上学前，我们分居两地，远隔千里，方方面面我都鞭长莫及，帮不上忙，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妻子承担了全部的家庭教育责任，处处身体力行做出榜样，要求孩子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比如培养孩子孝顺的品德，如前所述，首先自己做到孝顺父母，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爱的环境中，女儿耳濡目染，培养她形成一个好习惯。从女儿三四岁开始，妻子就规定，爸爸、妈妈不管给她买什么好吃的，第一口必须送到爸爸、妈妈嘴里，养成不自私，不贪嘴，心里有爹妈的好品行。现在女儿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买了什么稀有的食品，还保持这样的习惯，不吃也硬塞到我嘴里。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来到新西兰同女儿团聚欢度晚年，女儿对我们处处照顾有加，衣食住行，我们没想到的，她先做到了。有朋友约请旅游、聚会，都鼓励动员我们参加，每次女儿都做好拿手的菜肴，开车接送，让我们晚年无忧无虑，开心快乐。我的华人朋友们大多不会英语，有时候找我女儿帮助同有关方面联系办事，也总是尽心尽力，认识她的朋友们都喜欢她，说她是“大众女儿”。

女儿的良好修养和优秀品行，当然与妈妈的教育指导有着直接关系。

有时候我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偶尔受到不公正待遇，低落的情绪难免会带到家庭生活之中，每当这个时候，妻子总是安慰我，从不火上浇油。2000年评定正高级职称落选，2008年“参公”（参照公务员）降职降薪，都使我思想波动了一阵子。妻子没有一句牢骚和埋怨，反而做我的工作，要拿的起放的下，名利得失不能计较，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帮我度过了那段时间的郁闷。

年轻时的夫妻老年的伴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是几个时代的发展变化。我出生在农村，当过农民，后来参军、上学、转业、上班，晚年又来到新西兰过上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年轻的时候，我们夫妻俩的精力主要放在事业上了，努力工作，挣工资养家糊口。退休了，没有了单位的工作压力，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没有了单位的纪律约束，有了更多的活动自由。不上班了还领着退休金，生活大为轻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精力都大不如从前，过去是“吃嘛嘛香”，现在是山珍海味都提不起兴致。连夫妻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年轻时候是夫妻、情侣，成了古稀老人，爱情变成了亲情，爱人变成了亲人。

在职期间的经历已经啰嗦过了，而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用“年轻夫妻老来伴儿”形容，恰如其分。

我们夫妻俩都已年过古稀，成为“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老人。我把兴趣寄托在田园里，种菜、栽花，每天忙忙碌碌，乐此不疲。妻子为了让我更好休息，尽量承担家务，帮助女儿做好一日三餐，照顾两个小外孙。

朋友邀我小聚，约我外出旅游，我们都一起参加，一是共同享受开心时光，二也是为了相互照顾。人老了，腿脚不再灵活自如，反应也渐迟钝，难免发生跌倒损伤，尤其是我患有心脏动脉栓塞，妻子担心，我走到哪里她都尽量照顾。

人到老年，脾气都会有所改变。年轻的时候，朋友都夸我脾气好，到了老年，我变得有些急躁，有时候让老伴儿、女儿做点啥，立马就得办，迟滞片刻就着急上火。每当这个时候，她们都会加倍体谅。

我也经常反思，妻子的理解和付出，妻子的体贴和爱护，我更应加倍珍惜，更多地调整、约束好自己。

最后，用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片尾曲《苦乐年华》的歌词来结束本文：

“生活是一团麻，
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
生活像一根线，
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生活是一条路，
怎能没有坑坑洼洼。
生活是一杯酒，
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
生活像七彩缎，
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
生活是一片霞，
却又常把那寒风苦雨洒。
生活是一条藤，
总结着几颗苦涩的瓜。
生活是一首歌，
吟唱着人生悲欢交加的苦乐年华。”

这也是我们夫妻的生活写照。

可喜的是，我们夫妻走过46年的人生路，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虽然也发生过勺子碰过锅沿的小矛盾，但生活主题是相亲相爱，互谅互让，不离不弃。

我很满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妻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