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5日电 “针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人民币，直至孩子3岁……”近日，中国西南小城攀枝花因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发放育儿补贴而备受关注。一直停留在学者建议层面的育儿补贴是否会因攀枝花“抢跑”而推向全国？
实际上，育儿补贴只是攀枝花6月12日发布的《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中的一条，7月28日攀枝花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文件，时间点刚好在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外发布之后。
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攀枝花常住人口121.22万人，比2010年减少1918人，因此育儿补贴与零门槛落户等其他优惠政策本质均为“抢人”。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攀枝花开了一个好头，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只要是鼓励生育的国家几乎没有不发放育儿补贴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接受中新社旗下《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鼓励生育的政策可划分为三类：生育保险和津补贴、生育休假制度、配套设施和服务。“一些国家可能以实物的形式发放津补贴，比如免费提供孩子0-3岁时使用的尿不湿、奶粉等。”
为何中国在发放育儿补贴的问题上始终谨慎？宋健认为，即使育龄人群基数在下降，也比普通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所以一旦开启补贴，持续性是非常大的问题。何亚福却认为，如果现在财政条件不能支持育儿补贴，未来更会捉襟见肘，因为将来国家财政很大部分要去补贴养老金。“以中国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1％的水平来看，仍有提升的空间，其中就包括育儿补贴支出。”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生育率就会提升0.1，这一组数据在讨论鼓励生育的政策时经常被提出。
虽然以往没有育儿补贴，但中国的生育保险中包含有生育津贴，发放标准为本单位当月人均工资除以30天，乘以休假天数。宋健认为，与其发放育儿补贴，不如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积，“目前有很多灵活就业的女性没有被生育保险制度覆盖，一旦怀孕自然会终止工作，他们其实是被漏掉的人群。”这一思路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意见相合。比如今年年中，广东省卫健委曾表示，现阶段，广东省将就生育津贴作进一步的研究测算和政策论证。
何亚福则看重育儿补贴的象征性意义，“育儿补贴的多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放补贴本身所传递出的国家政策取向，也就是鼓励更多生育子女。”
然而按照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常青松的判断，人口从“政策性少生”转变为“意愿性少生”，政策限制已经不是人们不愿意生育的理由。此前中国的全面二孩政策未达预期。
宋健认为，相比“性价比不高”的津补贴等生育优惠政策，生育休假制度与设施和服务提升更应受关注，比如陪产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生育率通过休产假制度得以不继续下跌甚至有所回升的国家，采取的措施都是男性必须参加育儿过程。”此外，托育服务面临很大空缺。“目前我国大概4000万0-3岁年龄段婴幼儿，入托率大概在5％。而德国可以超过50％，这是欧洲常态。”
还需要更细节的制度安排，“中国很多幼儿园还有小学放学时间比较早，远远早于父母下班时间。”在何亚福看来，这样的细节恰恰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是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