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中新社记者 邢翀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足球走过职业化以来“最特殊”的赛季；在疫情催化下，中国足协出台“最严限薪令”等新政，以“壮士断腕”力求“自我救赎”。
艰难重启：赛制、判罚引争议
作为中国职业足球最顶尖赛事，原计划2月22日开打的中超联赛经过多种复赛方案反复研判，直至7月25日才艰难重启：主客场制变为赛会制，16支球队分组在苏州、大连参赛，球队几乎每两天就要打一场比赛，同时不再实行积分淘汰赛制。
为了重启赛事，中超制定了相当严格的防疫方案：设置蓝色绝对封闭区域，其中所有人员每月进行抗体检测、每周进行核酸检测，每支球队设立疫情预防联络员，所有快递物品消杀后由专门的管家分发，球员一次防疫违纪就将离开赛区……
近乎严苛的防疫制度为联赛重启保驾护航，不过密集赛程对数月内只能在“防疫闭环”中活动的球员带来了体能和心理上前所未有的压力，后期多数球队“伤兵满营”，球员场上情绪失控的冲突局面也频繁出现。
受疫情影响，本土裁判承担了绝大多数场次执裁，但点球、红黄牌、VAR介入等判罚尺度多次引发争议。中国足协坦言本土裁判整体执法水平与国际高水平裁判相比有一定差距，后期邀请了两名韩国籍裁判执法决赛等多个关键场次，争议之声渐减。
由于不再是积分定胜负，小组赛14轮未尝胜绩、创造了中超史上最差纪录的天津泰达仅凭第16轮一场胜利就成为首个成功保级的球队，而小组赛曾逼平上港、国安的石家庄永昌却因第二阶段表现不佳惨遭降级。如果按照积分制，石家庄永昌总积分22排名第11，天津泰达仅积12分排名16，赛制的公平性不免受到质疑。
尽管存在赛制、判罚上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职业联赛的持续开展有助于运动员维持竞技状态和运动项目健康长远发展。在中超防疫模板下，中甲、女超、足协杯赛事相继开展，后期还邀请球迷进场，四支球队还远赴多哈参加亚冠，其间均无感染病例发生，中国足球的复赛经验吸引了亚足联和其他地区联赛前来“取经”。
最严限薪，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疫情之下，职业足球俱乐部面临生存险境。今年中国各级职业联赛有16家俱乐部退出或解散，支撑下来的俱乐部收入也大幅缩水。
在金元足球的追逐下，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曾长期依赖企业输血。有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收入为6.86亿元人民币，平均支出11.26亿元人民币，平均亏损达4.4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球员薪酬畸形早已是不争事实——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年薪约为当年中国居民平均收入的160倍，而日本、韩国顶级联赛球员年薪分别约为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8倍、5.5倍。
疫情催化下，中国足球在年末“壮士断腕”。中国足协规定中超俱乐部年度支出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一线球员单赛季薪酬不超过税前500万元人民币，外援年薪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同时俱乐部还需要去除企业化名称，着力培养足球文化。
“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这些数字触目惊心，我们难道良心已死吗？”，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说，金元足球侵蚀着健康足球的躯体，要坚决打破金元足球的泡沫。
2015年中国足协出台足球改革方案，2017年颁布《2020行动计划》，然而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均未实现既定目标，中国足球系统性落后的局面依然未有根本改变。上周中国足协又设定了一个简洁又务实的新目标：男子国家队将力争达到亚洲一流水平。
疫情之下的“最严限薪令”能否拯救中国足球？
随着新政出台，各大俱乐部势必减少对大牌外援的引入，中超联赛的观赏性、中超球队的竞争力短时间内势必打折扣。中国足球的救赎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程，中国足球需要改革，改革也需要向深水区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