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9日电 题：赵元任：学贯中西，民国时期最好玩的大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仇广宇
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并称为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是海外留学时间最长、最能掌握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位。
人们对赵元任的了解，多半来源于其超人的语言天才，以及他创作的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实际上，学霸身份背后，他热爱生活、喜欢自拍，称得上民国时期最好玩的大师。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少年
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因祖父是官员，他一直随家人在保定、冀州、常州、苏州等地迁居生活，从小就能模仿各地口音。这些城市当时是洋务运动兴盛之地，集中了大批优秀教育人才。1902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制定新派学校规划，3年后废除科举制度，赵元任开始走出私塾，接受新思想。
1906年，赵元任到常州的新式学校溪山小学读书，一年后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在常州，他的历史老师是应邀讲学的国学大师吕思勉，这让他喜欢上历史课。在南京，他的英语、物理老师是美国人，美术老师是日本人，他可以选修德语，还能经常读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在放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有旧学基础的赵元任心里又种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他兴趣广泛，喜欢音乐、天文、文学和戏剧，也喜欢各种新奇的发明和小物件，烟酒也通通不落，情窦初开的他还会大胆地在日记中坦白自己对身边年轻女性的情感。
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退款留学项目，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到美国后不久，喜欢摆弄小玩意的赵元任很快买了一架钢琴，并与同学合买了一部相机。他选择数学为主专业，选修了语言学、物理和音乐，1915年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哲学。
“庚子赔款”退款项目对赴美留学生的专业方向有严格要求，80％的人必须要报考农业、工业、理化、经济等专业，剩余20％可以选择商科等。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兴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自然想多学些东西。因此，留学生中很多人都有跨学科经历，如胡适从农学转入哲学，竺可桢从农学转入气象学专业。
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
正如季羡林在《赵元任全集》序言中所言，20世纪是西方文化和科学分析方法垄断全世界的时代，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赵元任喜爱自然科学，自然成为传播这种科学思想的主力军。他借助翻译文章、撰写论文和调研实践，间接为学术同行提供思想武器。
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1914年4月，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科学》月刊，8月又创办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最早由文言文写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发行，成为国内传播科学思想的前沿阵地，还影响了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
赵元任旗帜鲜明地同情一切革命之人，但并不喜欢参与学术活动以外的任何运动。给《科学》杂志撰稿，组建中国科学社的经历，以及后来与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合作，几乎是他难得参与的较为激进和理想主义的社会活动。
知识面广博的赵元任很快成了杂志的撰稿主力，撰写了关于天文学、心理学和物理的多篇文章，还发表了第一首音乐创作。为传播科学思想和经营杂志，赵元任还把奖学金贡献出来，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吃得不好，患上了营养不良。
与赵元任同船前往美国的同学胡适，也开始在《科学》杂志撰稿，两人日益熟络。此时，美国留学圈发生了一场关于语言的风波，一些留学生宣扬中文是一门将死的语言，讨论将中文拉丁化，甚至提出“取消中文”。这个争论，竟意外地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索。
胡适与赵元任也参与了讨论。1916年，胡适和赵元任合写英语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提出通过对中国语言进行科学研究，让“死掉”的古代汉语恢复生机。此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倡以口语化的“活文学”代替文言文“死文学”，反对当时已死气沉沉的文言文，而非彻底否定汉字、汉语。
在胡适文学思想的形成、白话文的创作实践中，赵元任在科学理性观点和语言技术上提供很大帮助。对语言极度敏感的赵元任说胡适的白话文“不够白”，用录音设备录下来让胡适琢磨，胡适也给予这个好友“每与人评留美人物，辄常推常州元任君第一”的高度评价。
被争抢的“通才”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赵元任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物理。但板凳还没坐热，国内学术界就盯上了这位“通才”，清华大学希望他回国任教，蔡元培等人也游说他去北大任教。最终，赵元任接下另一个短期任务：帮助来中国演讲的哲学家罗素做翻译。因为罗素的演讲涵盖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当时中国能完成这种翻译的人几乎只有赵元任。
1926年，已举家赴美的赵元任又被邀回清华大学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大学一口气请他开了7门课——数学、物理、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指出，赵元任的角色和当时清华国学院另外三大导师有所不同——其他三位都研究国学，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采用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这也正是清华所急缺的。
过了一年，蔡元培等人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派赵元任负责创建语言组并担任主任。赵元任带人到两广湘鄂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用录音设备留下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还在各地寻找“发音人”记录方言资料。他带出了日后中国语言学界一大批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都成长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这样醉心学术的日子持续了10年，时不时受战争和其他杂事的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的赵元任被迫和机构一起南迁至长沙。他担心自己的手稿、笔记、日记和4000多张照片的保存问题，便将大量珍贵资料寄给了在美国的大学同学罗伯特·金。
大部分资料都被安全保存下来，但他最喜欢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另一本小说——《走到镜子里》的翻译原稿被战火烧毁。这件事给一向乐观的他造成了沉重打击，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捡起这本书重译。经历战乱，赵元任的心境开始变化，战争期间的颠簸，资料的难以保存，田野调查的寸步难行，让他生出了寻找“安静书桌”的念头。
科学主义的落幕
“我是个现代主义者，我不属于任何党”。这是赵元任晚年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强调的一句话。为躲避战乱，他在1938年再度离开中国，选择气候不舒适，也没有太多学术根基的夏威夷大学任教，不久又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但这些地方最终都未能成为他的归宿。
1946年，赵元任的次女赵新那和女婿黄培云归国教书，他也计划回国任教，与家人团聚。但国内人士不断邀请他担任大学行政职务，让一直回避的赵元任陷入两难。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第二次邀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他决定暂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学教授，这一待就是17年。
从早年对音乐、天文等事物的喜爱中，赵元任已初露“科学享乐主义者”的一面。大女儿赵如兰说他对音乐的爱好是一种有逻辑的兴趣。夫人杨步伟也谈道，刚结识赵元任时，感觉他说笑话“没说出太大意思”，但大家都看得出他自得其乐。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学者袁一丹所言，赵元任在生活中体现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定居美国后，科学主义的实用性在中国退潮，但研究本身仍给赵元任带来心灵慰藉，他把语言学玩成了一门具备高超逻辑的娱乐。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大女儿赵如兰将外孙女送到赵元任夫妻处照看，赵元任突然对婴儿的声音十分好奇，将咿呀学语的“发言”做了详细记录并录音，很快写出了一篇语言学中少见的、关于婴孩语言的科学论文。
赵元任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因此国内对于赵元任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善。而他的温和、不问政治，也使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模糊不清。但赵元任档案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宝库。外孙黄家林回忆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想出版赵元任的日记，但由于整理工作太过繁琐，只能先影印出版，供研究者参考。
当年，赵元任回国的机会少之又少。1956年，他在美国灌录唱片，每录到唐诗《长恨歌》《琵琶行》时就无法继续，忍不住落泪。直至中美关系缓和，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赵元任终于在1973年回中国大陆探亲。
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和祖国怀有浓厚的情感。他曾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他去到中国的一个中间站”，中国才是他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