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20日电 题：专访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很多事往往后知后觉
中新社记者韩星童
数天前，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看见了一幅张爱玲的旧相，摄于1947年。他站在照片前，凝视相中女子，以往吸收过的有关她的知识，在那短短几分钟里凝炼成故事：这个女人，刚刚去温州找前夫，发现他已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世上再无一人，大到生平纪事、小到书信琐碎，能让他十余年来稔熟于心。近日，以香港书展为契机，宋以朗现身出席讲座，也接受了中新社专访。他语速较缓，回答所有张爱玲相关的问题前总有一句“我想想应该怎么说”，然后陷入沉思。这种谨慎，或许当年从父母手中接过处理张爱玲遗产的重任时起，已如影随形，“我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听的人并不着急，因为笃信他总会带来几块新的拼图，将众人想象里的张爱玲形象补充得更为全面、立体。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笔名林以亮，红学专家，也是翻译家和诗人）和母亲邝文美，上世纪50年代与张爱玲结识于香港。1955年张爱玲移民美国，到后的第一封信即寄给宋氏夫妇，至1995年张爱玲病逝，双方鱼雁往还四十载，总计650封信。后来，张爱玲将遗产交付宋氏夫妇继承。
待父亲病逝，2003年母亲又中风，自大学时期起居美近40年的宋以朗返港，毫无准备地接手了张爱玲的遗产，自然晕头转向。
找齐40年间父母与张爱玲的往来信件，就是一件浩瀚工程，宋以朗用“雪崩搜索”来形容——像雪山崩塌后，撑一根木棍一步步地毯式搜索。这些分散在十几个地方的书信总算被集齐，然后用一个黑色垃圾袋包好，放在纸盒里塞进床底。那时他还未开始着手整理这些信件，所以2007年有杂志采访他，问有没有张爱玲的书信，他爽快地答，有啊。
“这些信帮我好多。”它清晰地解释了一些作品灵感从何而来、背后的道理，甚至当年未曾出版的理由。于是，宋以朗花了两年时间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整理好，趁去年张爱玲百岁诞辰在台湾出版。
出版张爱玲遗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例如2000年后张爱玲作品出现盗版乱象，他打了很多场官司。
一晃十多年，手头关于张爱玲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都已至尾声，“你不要再期待什么传说中的张爱玲最后的遗作，不会有的了。”一直忐忑怕做得不够好的宋以朗，交完答卷总算轻松不少。这时记者还是要追问一句：觉得自己做得好吗？他反着答：“我未必觉得自己做得不好。”顿了下，他又补充道，“只是有些东西如果我再做一次，会有不同的做法。很多事情往往后知后觉。”
世事本就如此，就像12岁的宋以朗在家中见到张爱玲时，只觉得是一位高瘦阿姨，文静、不怎么爱逗小孩子，与别的阿姨也没分别，尚不知这人将影响他往后的数十载人生。“如果当时叫她读一篇自己的小说，最好用上海话读，用我们家的摄像机拍下来，不知多好。”但，后知后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