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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克莱尔·布林（Claire Breen）和亚历山大·吉莱斯皮（Alexander Gillespie）
中文照译：格局传媒报道组
对于卫生、残疾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昨晚（11月15日）午夜是根据政府强制令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最后期限，该强制令现在已扩展到新西兰约 40% 的劳动力。
由于这可能意味着“不接种，就失业”（no jab, no job），并且没有设定任务的结束日期，坊间和法庭上已经出现了挑战。
除了边境和 MIQ 工作人员外，一些航空工作人员、助产士、教师和医生，也声称疫苗强制执行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
迄今为止，法律诉讼的重点一直是“拒绝医疗”的权利，法院一致认为任何此类突破行为都是合理的。
但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哪些侵犯哪些权利是合理的，这一问题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明确。并且有必要制定新的、全面的立法，来解决这些复杂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我们现有的保护措施是什么？
目前，《2021 年 Covid-19 公共卫生应对（疫苗接种）令》涵盖了疫苗授权和豁免。该命令允许根据医疗专业人员确定个人的病史和健康状况，对非常狭窄、不适合疫苗接种的人群进行豁免。
这与 1993 年《人权法》禁止基于残疾和疾病的歧视相一致。但是，正如在航空工人的案例中所指出的，该命令可能会引发有关不受宗教信仰歧视的权利的问题。
同样，《人权法》也禁止基于伦理信仰和政治观点的歧视。因此，可以说一些新西兰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信仰或观点而面临歧视。这围绕我们更广泛的一些基本自由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航空工人案件中提出的论点之一（未成功），是该命令限制了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1990 年新西兰权利法案保护这些权利中的每一项，正如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 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样。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很难界定。但是因为它们触及我们作为个体的核心，所以它们被认为是绝对的。这意味着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限制或暂停思考或相信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自由。
尤其是联合国认为思想自由的权利是深远而深刻的，与持有观点的绝对权利密切相关。
思考和行动的区别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持有意见的权利，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密切相关。事实上，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是每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
反过来，言论自由权与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密切相关，这三项自由构成了抗议行动的基础。
虽然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去思考或相信我们喜欢的特定问题，但我们将我们的想法变成有形事物（通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
我们内在思想和信念的外在表现可以受到限制——但只能以一种谨慎控制的方式。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说法，任何限制都必须：
• 仅适用于指定目的。
• 与它们所基于的特定需求直接相关并成比例。
• 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规定的一项理由。
• 不得用于歧视目的或以歧视方式申请。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类似的方法来限制意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公共卫生是限制所有这些权利的特定理由，但此类限制只应允许国家采取专门旨在预防疾病的措施。
是时候制定新法律了吗？
由于这些权利和限制的意义深远，或许是时候制定新的立法，来处理我们如何在保护新西兰人的权利和政府保护公众健康的义务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至少，它将解决令人烦恼的强制和豁免问题。
有几个历史例子可以借鉴。1863 年的《疫苗接种法》规定儿童必须接种天花疫苗，尽管它既不受欢迎也不十分有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良心拒服兵役者如果能证明他们的反对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可以免除义务兵役。然而，它们很少，并且没有基于政治或哲学理由给予豁免。
同样在二战期间，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教师获得一个月的工资，并在战争期间休假。
人民需要发声
今天，我们需要措辞恰当的法律，来处理诸如公平获得疫苗、是否应该强制接种疫苗、对疫苗护照或证书的要求、对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潜在限制，以及儿童接种疫苗等问题。
此类法律还将解决所有此类限制和要求的时间限制，并规定管理其延期的透明程序。
它将确保任何限制都是合理的，仅用于特定目的，不具有歧视性，并且与它们所基于的特定需求直接相关并成比例。
制定此类法律的立法程序，还将允许新西兰人就公民身份的基本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例如，通过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材料）。它将迫使推选的代表直面他们的行动，并承担任何随之而来的政治代价。
Claire Breen，怀卡托大学法学教授
Alexander Gillespie，怀卡托大学法学教授
•本文根据知识共享许可从The Conversation重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