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莫斯科4月17日电 题：比丘林为何反对“中华文明西来说”？
作者 梅春才 吉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纵观中俄关系发展史，俄罗斯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促进与加强中俄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划时代的汉学家。他是俄罗斯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俄罗斯汉学之父”。
1777年8月29日，比丘林出生于喀山省切博克萨雷区（现楚瓦什共和国切博克萨雷区）的阿库列沃村，1779年随全家迁至比丘林村，并由此获得比丘林姓氏。其父雅科夫·丹尼洛夫在当地最早的东正教堂任普通神职人员。在家人的影响下，比丘林自9岁起进入喀山神学院求学，并以勤奋好学著称。1799年从喀山神学院毕业后，以修道士留校教授法语，取法号亚金甫，兼任喀山涅夫斯基修道院修士司祭。比丘林于1801年任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1802年成为修士大司祭，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传教士学校住持。1807年，比丘林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自1808年1月抵达北京至1821年回国，在中国长达13年。他先后编纂多部双语和多语辞典、汉语语法，编译大量经籍与文献，研究中国及毗邻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
从18世纪初开始，比丘林的汉学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初到中国，他即倾力学习汉、满、蒙语，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知识使他很快掌握了汉语。日常生活中，他穿着中国传统服饰，走大街访小巷拜访客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1816年11月，比丘林给东正教事务总局写了一封长信，批评在北京100多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并没有给科学研究和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他指出，从中文或蒙文翻译过来的书籍质量很差，并有一些资料不可靠。
比丘林一生撰写和翻译的作品总数超过100部，此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北京期间，他撰写和翻译的著作即达17本。直到1853年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去世，比丘林一直致力于中国学和东方学的研究，其墓碑上刻有“无时勤劳垂光史册”8个汉字。
比丘林对中国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中国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因成就卓著，比丘林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他的学术活动，开辟了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先河。他在研究中始终坚持以中国史料为本的原则，确立了“俄国汉学”独树一帜的科学地位，其研究成果和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利用中国的重要典籍，比丘林对中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反对欧洲当时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坚持“中国文明本土说”。
作为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比丘林摒弃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文化以埃及和巴比伦为基础的思想认识。对于欧洲传教士试图在中国神话和圣经故事之间寻找不存在的相似之处的做法，以及德国科学家认为天山部落是德国人后裔的观点，比丘林都进行了批评和驳斥。他在著作中指出，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史著作中的史料存在错误。
根据自己掌握的中文史籍，比丘林在著述中向俄国民众介绍了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历史。他指出，中国文化在黄河中游诞生并发展，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并详细描写了黄河流域的氏族社会，阐明中国早期的国家社会情况和文化特点，进一步驳斥中国文明西来说。
作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比丘林研究中国的经济，包括农业、土地制度、手工业、贸易、税收、金融等。在《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一书中，他介绍了中国的国家行政结构、教育状况、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情况，并对中国的商品货币流通进行深入阐释。尤其是他的《中华帝国政治概览》一书，被认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济著作，虽然其中还包含有关中国政治和国家组织的内容。
作为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比丘林重视汉语语法和经典书籍的翻译质量，也非常注重地名翻译的准确性。在他看来，人们通常认为音译中的错误微不足道，但实际上这会造成历史和地理上的巨大混乱。比丘林十分重视汉语和蒙古语，认为这有助于他克服语言障碍，学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为深入研究中国创造了良好条件。
通过研究发现，比丘林的汉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他的汉学研究中没有宗教、民族歧视和偏见。相反，他试图客观地展示中国人的生活和古老灿烂的文化。他在著作中盛赞中国文化，并对天主教传教士、西方学者和作家将中国称为“野蛮国家”的言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实施殖民政策的诡辩。
其次，他的汉学研究大量使用中国史料。在引用和翻译中国史料的完整性和数量上（如八卷本《资治通鉴》），他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西欧的汉学家。比丘林说，“中国的许多东西在中国出版的作品中呈现得非常明了、完整和清晰”。
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他将中国书籍介绍给世界，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和东方的兴趣。许多汉学家对比丘林所引用的资料给予很高评价。在他们看来，比丘林的作品并非基于其他旅行者收集的带有偏见的资料，而是通过亲眼看到的现实来写书，指出了西方著作中的许多资料错误，纠正了西方汉学家的错误观点，捍卫了东方学研究的科学性。
第三，比丘林具备研究中国的独特方式。在他看来，有必要从掌握语言开始，然后开始阅读和研究原文史料，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和推理，才有可能得出结论。他不仅有新颖、有根据的思想，还有使用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的能力。他研究了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以及中亚地区的情况，此外还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关系。而这一切都让他的作品更加系统和整体化。
当然，比丘林的汉学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低有关；二是比丘林的个人观点、包括译者在内的交流参与者的社会特点、翻译的社会意义、交流过程的客观条件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翻译过程及其结果。
总的来说，比丘林的汉学研究具有权威性，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法语、日语、蒙古语、西班牙语等不同语言，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东方学乃至世界东方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