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曾经出现过货币超发的现象
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逼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提高利率，但受害更重的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发达经济体把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调整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上，可能是南辕北辙
只有重建互信与国际合作才能找到遏制全球通货膨胀和促进增长的出路
文 | 丁一凡
2022年，全球通胀水平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几十年未有的高通胀压力。
世界经济论坛11月7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二十国集团（G20）认为，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生活费上涨在未来两年内将对经济商贸构成最大威胁。11月15日在印尼巴厘岛开幕的G20峰会再次表示了对全球通胀的担心。峰会前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也指出，全球通胀的势头最令人担心，通胀或成为下一轮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一名女子在英国伦敦牛津街购物（2022年11月25日摄） 李颖摄/本刊
通胀本质上是货币问题
2021年开始，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上涨。进入2022年后，通胀率有失控的迹象。2022年年中，美国的月度通胀率高达8%以上，欧洲甚至超过9%。在民众一片抗议声中，多国央行开始大幅提高利率。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向市场发出激进加息的信号。然而，尚未等到“沃尔克时刻”出现，美联储又开始在不断加息问题上放出鸽派信息。
其实，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的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问题。历史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曾经出现过货币超发的现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些央行首先是大幅下调利率，把名义利率降到零。随后，美联储祭出“量化宽松”，就是进入金融市场直接购买债券。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印钞票”，就是增发货币。从2008年到2014年，美联储搞了三轮量化宽松，共买入3.9万亿美元的债券，等于增发了这么多的美元现金。
欧洲央行、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等也不断实行量化宽松，买入债券释放出新的流动性，还更大胆地实行了名义负利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货币政策有限度。当央行的利率降到零，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人们宁可把现金放到床底下也不会再放入银行。而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央行却硬性推行名义负利率。
各国都规定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就是商业银行需要把一定比例的存款放在央行的户头上，以保障商业银行不会过度放贷，防止储户挤兑。央行也靠调整这种准备金的比例来调整市场上的流动性。央行实行名义负利率，商业银行放在央行户头上的准备金就成了“人质”，必须给央行交钱，等于另加一笔税。
名义负利率理论上是要逼迫商业银行放出更多的贷款，以刺激投资与消费，刺激经济回升。但经济衰退时期，市场需求低迷，商业银行再愿意放贷也很难找到借贷方。因此，几年负利率下来，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并没有明显回升。名义负利率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可以降低这些国家发行的国债的利息。这些发达经济体从上一轮金融危机开始，债务就不断攀升，债务利息已经成为它们巨大的财政包袱。而日本央行的名义负利率使日本债务的年息只有不到1%，大大低于通胀率，这让日本的国债负担大大降低。
美欧日这些央行放出大量流动性，前些年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美元等货币都是硬通货，当这些货币利率大幅下调时，以这些货币定价的债很便宜，再去其他国家投资，套利的空间很大。因此，货币分流让这些货币发行国没有那么多通胀压力。此外，前些年经济全球化尚有余热，许多新兴经济体为这些发达经济体生产出大量廉价的制成品，压低了通胀率。
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事情有了微妙的变化。美联储采取更加猛烈的“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无限买入债券，向市场释放无限的流动性。代价是，美联储一次就放出了超过之前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如此多的流动性，在2022年遇到疫情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双重压力，改变了原来的走向。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
如果释放出的新流动性可以流向新的国际投资市场，或者流向金融市场上新的投资宠儿，通货膨胀可能还不会一下子涨上来。但2022年的形势变化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通货膨胀在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一直居高不下。
2022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影响，制造业生产中断，无法保障制成品供应，因此制成品价格上扬。疫情反弹让美国许多商业活动中断，特别是商品物流中断，商品无法到达消费者手中。美国的一些港口堆满了集装箱，却没有卡车拉走。商品短缺造成价格上扬，造成了新的通胀压力。此外，美欧等国的政府决心搞再工业化，立法要求它们的企业回归，并规定了一些制造业的国产部件最低比例。这些逆全球化活动既限制了国际贸易，也使生产成本大增，促使价格上涨。
乌克兰危机引发美欧对俄全面经济制裁，俄欧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中断。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世界粮食及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供货商，乌克兰危机使乌克兰的粮食及油料出口受阻，俄罗斯的出口受禁，国际市场上粮食与能源价格暴涨。粮食与能源价格是基础价格，它们的价格上涨，一定会反映到全面物价上，各国的通胀率因此不断上升。
除了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因素外，美欧等金融市场上没有好的投资产品也是释放出的流动性没有大幅进入金融市场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道琼斯指数为14000多点，经济评论家们都在惊呼泡沫太大了。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跌到5000点以下。经过美联储几轮货币政策操作，2022年初道琼斯指数涨到了36000多点。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道琼斯指数也下跌了数千点，在30000点左右徘徊，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调子放低，道琼斯指数又上涨到33000点左右。现在，大家都在怀疑，美国股市上的新技术企业有没有足够的高额利润回报以支撑股市。
在日本东京，行人从一块显示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屏幕前走过（2022年9月22日摄） 新华社/路透
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逼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提高利率，但受害更重的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遭受了“池鱼之殃”。
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吸引大量资本流向美国，而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却在外逃，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今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2贸易与发展报告》显示，今年约有90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贬值超过10%。许多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指数大幅下滑，企业融资紧张，影响到经济增长。本币贬值造成进口原材料与能源的成本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央行采取了干预市场的做法，卖出美元、买入本币。但随着资本外逃的加剧，这种做法可能很快会耗尽外汇储备，造成金融危机。
美国加息后，美国国债的利率也跟着上扬，美国政府支付国债的利息会大幅上涨，2022年初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28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已达140%，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也会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再过几年，债务利息开支或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开支项，超过军费，美国债务危机压力持续增加。
过去几年，美国一直靠美联储超发货币维持市场稳定，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在不断透支它的信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美联储网站2022年5月26日更新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目前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为8.9万亿美元；而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无限量”量化宽松时，美联储网站公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仅为4.47万亿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陷入了两难选择。若不提高利率，民众对通货膨胀率形成负面预期，未来美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滞胀，宏观经济政策会失效。若继续大幅提高利率，则有可能造成严重金融危机，经济会深度衰退。目前，美联储仍犹豫不决，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及日本央行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让通货膨胀降下来，实现经济“软着陆”，然而通货膨胀有好转的迹象仍不明显。
相关经济学家分析，21世纪最初10年如火如荼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全球通胀一直很低、经济增长率却很高的原因。现在，发达经济体把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调整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上，可能是南辕北辙。只有放弃冷战思维，拥抱真正的全球化，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重新焕发出全球产业链配置的充分优势，降低成本。世界和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携手努力，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境界。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