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舆论空间日趋逼仄，2014年，江雪挥别离开供职17年的华商报，一度入职财新传媒。几经思虑，江雪毅然选择彻底离开机构媒体，做一名独立的时代记录者。她在受访中表示，离开媒体，不是为了转型，而是期待更自由的表达。她创立自媒体“雪访”，走访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星火事件”蒙冤者，记录时代异见者曾经的勇毅与凋零的苍凉；披露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家人的抗争与坚持……几乎每篇都引发广泛共鸣。但由此带来的是“雪访”的几经转世和终被消亡。
接触过江雪的人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些风险与敏感并存，情怀与责任同在的表达背后，是她的温润，她的包容，她的与人为善。
——财新传媒主笔 王和岩
2022年1月4日
本文原刊于《凤凰热追踪》2015-12-22 第446期
作者：朱诗琦
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江雪
而对江雪这样的资深调查记者来说，她的理想仍然坚定，却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媒体的平台。在很多人离开，更多人焦虑、迷茫、蠢蠢欲动的时候，她也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转型？
如今，江雪也离职了，也“创业”了。但其实，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今年6月，江雪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雪访”开张，第一篇推送便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此后连续数篇文章，几乎每篇都能成为热点。
所有人都在说，时代已经变了。作为经历过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70后媒体人，江雪选择了新媒体，别人看来，她是在“创业”，可这种“创业”，前方并不会有融资或者广告投放等利益，反而要消耗个人积蓄，甚至可能给她引来麻烦。她说，自己不过是换了个平台，去守自己没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理想——记录这个时代。
工作中的江雪
在路上
甘肃省东南部一个小县城的午后，老人们围坐在与县委办公楼一条马路之隔的商城广场上，晒着太阳，闲聊，他们的年纪至少在60岁以上了，有几位杵着拐杖，衣着整体偏灰、偏暗，在行人来来往往的街边，整洁而体面地坐着，自成一体。
“他们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刚拍完对面县委大楼照片的江雪突然停下来问我，然后步伐轻快地走向老人，找了个空当，坐下和他们聊天。
那天我们去寻访一位当年“右派”的后人。这只是她诸多计划之一。她的行程表上排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地点，笔记本列满姓名，联络、寻访、书写。每一个选题，都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地点辗转，见不同的人，而她手头还有好几个题尚未开始。“对我来说，不再是媒体机构要求我来做这个选题，而是我内心认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她说。
这是她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作为记者，现在成为她的事业——作为一个离开媒体机构的独立访问者。早在2003年，调查报道繁盛的时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陈锋、柴静等一道，罕见地被央视评为当年的“八大风云记者”。最近几年，她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并又做回记者。在华商报这份西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她一留就是17年。调查记者圈，生于西北并且始终留在西北的“名记”，她似乎是唯一的一个。
辞职后，有朋友劝她：你要创业就创业，不要去写一些敏感的议题。母亲有时候也会说，你不要忙着创业挣钱，要注意身体。
这种误解让她有些好笑：“不是说开一个公号真的就在创业。我其实并没有转行，我还是媒体人，只不过是平台变了而已。”
同行纷纷转型，做公关，或者创业，也有做公益的，即便留在媒体机构，也多半是管理层，即便仍在一线采编，像这样自费盈亏还乐此不疲的，估计也就她一人。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谈起那些选择离开的同行，“他愿意去探索新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媒体界如今花果飘零，但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也会带着他的价值观、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到其他行业，开枝散叶”，“如今媒体空间越来越狭小，媒体人再待着真的很难受。很多人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也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说，也许有的媒体人转行是不希望被这个时代抛弃，他们觉得过去那种内容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
她很难认同这种观念，皱眉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想去赚钱，说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贬损人家的创业激情？有些人确实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有一些人想要另外一种人生吧。反正我心里真的对创业什么的没兴趣。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去研究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中间还是有乐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比较关心这些。”
她的好友、同为记者的王和岩提醒她：没有机构了，你就失去了保护。这个问题在江雪看来却并非核心：机构在保护你的同时也会限制你。而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写的东西并非都很敏感，不过眼看着言论环境更坏，也只能“自己特别注意，尽量把握风险”。
对于这种矛盾，好友谌洪果曾建议：“做新闻是她最大的兴趣。我是觉得，做哪一个新闻，无所谓，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的满意的选题？我们搞法律研究，有时候也得切实实际，不能说想要的选题都可以做。但是她在这方面有时候有点倔强，觉得就是要自由自在，选题不需要别人的制约。”
“这方面她有一点点随性。”谌洪果说，“当然，她要是不随性，也不会去选择做那些有风险，媒体可能也不关注的选题。中国的现实环境比较残酷，在这种环境下做选择，坚持做一个记录者，需要一种很傻很天真的精神。”
做记者
江雪留着长发，第一次见面时，穿了一身深棕色开衫毛衣配上枣红围巾，就像她的笔名江雪所传递的——温和而充满文艺气息。不止一名见过她的人在文章里提到这种反差，他们没想过做调查报道的记者看起来会如此文静、内敛。江雪对自己的描述是：“不太激烈，但是比较坚定，不会轻易退缩。还算是个一以贯之的人。”
记者并不是江雪的职业生涯的开端，1996年，她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回老家，不进公检法。
“我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练酒量，出去要喝酒。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你让我去拉关系、去跟人喝酒，我难以想象这个事。”她笑，“如果那时候有死磕律师的话，按我的性格，说不定就去做了。”
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她想做跟公益有关的事。谋生、逐利，这些事好像天然地不在她的兴趣范围之内。但这是日后才慢慢清晰的想法，在当时，她去的是一家国企，做法律顾问。
她记得，第一天报到，她在路边吃了碗凉皮，对面的厂房灰蒙蒙的，那就是她即将工作的地方。那天她就确定自己不会久待。一年半后，她便去了华商报。
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1997年改版，后来居上，成为西安报界的翘楚。江雪去华商报是1998年，正是报社最有生气的开拓期，也是整个传统媒体的上升期。
从那时往后，传统媒体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那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记者保持着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时有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各家媒体同时出动，媒体人相互支持，很多禁令也是那样被冲破了。
江雪旧照
江雪喜欢做记者，起初是因为这是一份靠写字挣钱的工作。此后，文学青年的那一面被渐渐打磨，法律人的底色逐渐显露——关注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中的不公。
她成名于2002年的延安黄碟案报道，当时延安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遭遇警察闯入并被带走。江雪和同事对这件事做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追踪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焦点在于——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
凭借那次报道，江雪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时隔13年，再次谈起“黄碟案”，江雪说，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当时对警察国家的批评，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今年，你看庆安事件中警察开枪，明显能看到警察权力已经有放纵的危险，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她说，以前身处其中，不觉得那有什么，叫上同行、想方设法突破现场、突破禁令，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年传统媒体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急剧衰落，公共空间愈发缩小，回想过去，才意识到那时候真的是黄金年代。
能做事的时候， 要利用那个环境去做事
当事人拒绝了采访。那人曾经是热血青年，经历过被打为右派、同伴屈死的过去，现在人老了也过上了大体如意的生活，说：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
对这种情况，江雪通常表现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忧虑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后。“我其实很羞愧，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没有去行动。”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她突然说。这是她难得表露出内心的着急。
谈到过去，她时常谈起的是评论部两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个凝聚本地和国内知识人价值认同的平台，尽可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她觉得，在今天，对一家报纸的评论版来说，呼唤民主、法治，批判公权依然是最重要的职能。
那时西安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从“7•23”动车事故到乌坎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评论都没有缺席。
在西北的这份报纸上，登过贺卫方、杨继绳、崔卫平、笑蜀、袁伟时等人的访谈。那个时候，她的好友，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的院长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学的“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常会邀请一些人去课堂给学生们讲课，这些内容会被江雪发到华商报评论版。“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互动。” 稿件往往要删掉一些东西，但她会去争取，尽可能保留更多。
碰触一些禁忌的议题时，江雪会受到由上至下传达下来的压力，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给一个暗示，各种各样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然后，她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
就在几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这同时意味着在江雪离开后，被并入深度新闻的评论部也一并解散。对江雪，这意味着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不把媒体仅仅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业余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说道：“其实媒体人受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候它会逼到你跟前来，你必须做出选择。艺术家、律师、记者，都是这样，你要有个态度。我也不是一个多勇敢的人，但我会衡量，为了自由，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比如缺少固定收入这样的代价，是我能够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要养家糊口的话，那做点其他事也挺好，比如开个小面馆？”。
念念不忘
现在，江雪拿着笔记本置身人群里，她依然像记者一样倾听，像记者一样提问、记录，她的穿着、言行还都是记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经做了10多年采访，在她的工作状态里，专注、耐心，驾轻就熟。除了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她所干的毫无疑问仍然是记者的活计。“其实我觉得我压根没有转型，还是一个记者，还是在路上。”她说。
做“雪访”后，第一篇，她写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时，江雪陪在一旁，她说，最初是出于道义上的情怀，想陪着阿潘走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雪访”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以一种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简单的事实罗列，江雪呈现了两位妻子所身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况。这两篇可能是“雪访”转载和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于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就是没有机构的好处。如果供职于媒体，我无法把这些真实发生的小小的历史片段，变成选题。”她说。
最近一篇是列宁传记的中文译者田保荣，一个囿于题材而迟迟无法出版译著的故事。即便讨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江雪式的细节：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她做“雪访”，按着自己的兴趣先做，然后问问媒体是否愿意发，写浦嫂那篇，首发在亚洲周刊上，稿费算下来只够她的差旅，大部分时候这些选题找不到发表平台。近来国内兴起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她拿“大饥荒和右派”的题去问，对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后面添加了打赏功能，二维码上清淡地注上：“独立写作，请长按二维码随意打赏，谢谢！”离开媒体的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积蓄支撑，“没什么像样的收入”。
“江雪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业界经验，加上业界人脉，可以让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摆脱对媒体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觉得她可以做这种尝试，试一试说不定也能做出来。当然肯定会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他建议江雪更加关注底层、弱势、草根的东西，也更加熟悉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式，比如试着众筹。“从朋友的角度讲，有些选题我不主张她做。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层面，她做的这些选题，我都是认同的。”
采访结束后，江雪在微信上发来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为真实再垒一块砖吧。这是一个记忆面临着强拆的年代，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因为有意无意的屏蔽，人们的健忘，民间话语权的匮乏，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太少了。”
那之前，我们曾多次谈过现实，谈论生计、前途这些对一个媒体人或者对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相当重要的话题。“现在可能就养活自己是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解决，就没有什么迷茫了。”她迟疑着，然后很快消解了忧虑，“也许自由就是要有一点清苦。”
她更喜欢提起的是这样的场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点，江雪下了到达西安南站的火车，坐上摇摇晃晃的县城公交，回家。她刚从四川内江采访一位右派老人回来。“采访完，我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从没有这样过。因为，这位老人，当年是为我的家乡人痛陈苦难，才蒙狱20年的。”江雪说。
她说，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热很热的东西，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附：
长安十日
作者：江雪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象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10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道，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接口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须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10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删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呆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对他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来源：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