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无知更可怕的，是“开历史倒车”的精英

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

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

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

▌“骑虎难下的聪明人”

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太多聪明人的“犯蠢记录”。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东晋时期，军队叛乱，晋成帝命大臣温峤率联军讨伐。温峤认为自己以多敌少，可快速击溃叛军，因而只带了不多的粮草。

随后，战争连连失利，士兵食不果腹、怨声载道。

将军陶侃对温峤说：

“你找我来时，说一切尽在掌握。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士兵屡战屡败、士气低沉，形势已然不同，不如撤军后从长计议。”

温峤为难地说：

“现在虽无胜算，但也绝不可撤军啊。我们已举起了正义的旗号，许下了必胜的承诺，现在撤军，民众会耻笑我们，叛军会更加嚣张。我们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已经是上下为难了，不如以性命相搏，拼死一战吧。”

其后，以多敌少的联军，死伤无数，士兵所剩寥寥无几，换来了惨胜。

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便是成语“”骑虎难下”的来源。

它不无讽刺地表明，那些手握重权的聪明人，为了实现臆想中的目标，有时竟是如此无耻和愚蠢。他们常常先入为主、不思变通。即便走向穷途末路，也仍然一意孤行，不惜以多数人的生命做赌注。

虽然“骑虎难下”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它揭示的问题却并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甚至更加凸显出来。

最近，互联网上有关“俄乌战争”的讨论十分激烈，但也不乏一些清醒的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挑起战争方的领导人，就是那个骑虎难下的聪明人。

▌“愚政”：精英为何开“历史倒车”

诚然，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聪明人贡献的智慧，尤其是那些划时代的科学巨匠、艺术大师、思想巨人，他们追求真善美的努力，代表着人性深处最美好的愿望。

但是，无论思想家，还是政客，一旦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化身为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冲动，就会陷入托马斯·索维尔批判的“圣化构想”，成为人类灾难的思想之源。

“帝师”与职业政客，属于特殊的“聪明人”，他们身居知识和权力金字塔的高位，先是构建一个听起来政治正确的乌托邦蓝图，然后通过庞大的官僚组织甚至国家机器来推动。

可是，这种“聪明”，非但不能保证社会向前发展，还经常会导致社会大混乱、文明大倒退。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

一战之前，长达40年的和平期，是欧洲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如茨威格所说，“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熏陶后的欧洲知识精英们，再次充满了对人类力量的自信，以及对理性不断进步的信念。

然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1914年8月，人类会突然卷入一场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中——总计35个国家，拉开了长达4000公里的战线。7000多万人殊死拼杀的惨烈，给人类留下了无法驱散的幻灭感。

▲一战的缩影：战壕里无人收尸的士兵

是什么让帝师、政客、将军这些“聪明人”，未能阻止这一场无人希望发生，且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会发生的一场大战？

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名著《八月炮火》中，揭示了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她发现，一战爆发前，各国领导人——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虽然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了集体愚蠢、迷之自信，最后他们自寻短见，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塔奇曼将这种“政治精英的愚蠢”称之为“愚政”——她甚至专门以此为课题，展开了纵向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在这本著作中，塔奇曼对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愚政”现象，展开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刻分析，显示出了她卓越的智识：

——希特勒为什么无视拿破仑失败的前车之鉴，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

——蒋介石为什么拒绝听从任何改革的声音，直至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美国政府为何执意发动越南战争，直到深陷泥潭，内忧外困？

——日本政府为什么敢于无视自身军事实力，袭击美国珍珠港舰队？

——最为紧要的是，政治明明是少数聪明人的游戏，为什么却总是犯下最愚蠢的错误？

在现代社会以前，专制帝王“君权神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愚蠢，而不负责任。

但是，现代社会早已驯化了“利维坦”，确定了权力分属制约的制度，但愚政”为何却还是屡屡发生？

▲一战折戟后，纳粹主义在德国势如狂潮，“愚政”再次上演

▌愚政不是病，而是难以治愈的绝症

有鉴于“愚政”可能让人类的当下和未来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芭芭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骄傲之塔》《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等作品中，发出了真诚的警告：

她认为，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地域、民族并无关联，无论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愚政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塔奇曼总结道：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愚政”常常以四种方式交相出现：

1. 暴政或压迫，历史上有无数臭名昭著的例子。

2. 过度的野心，比如德国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

3. 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 愚蠢或堕落。比如明朝的木匠皇帝、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

只有少数智者，如肯尼迪，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他在古巴危机中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

这四种“愚政”交替出现时，对大众的愚弄欺骗、煽动洗脑也总是伴随其中。因为，政客们的愚蠢决定，总是需要有人落地执行。

在洗脑宣传的动员下，最狂热、最积极的响应者，往往就是那些无知者们。他们在种种事情上，习惯于无思想的服从、无判断的跟随，即便被遣往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中充当“炮灰”，也仍旧觉得光荣。

▲聪明人的愚蠢，由无知的大众买单

无知者之所以大量存在，往往是被少数聪明人“愚民政策”驯化的结果。因此，无知者与聪明人的愚蠢，往往有一种“伴生关系”。

另一方面，无知者本身就欠缺使用理智、独立思考、寻找真相的意愿，他们习惯了与集体保持一致，这使得愚蠢，可以快速地在整个社会扩散。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大瘟疫——黑死病，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由感染“鼠疫杆菌”的鼠类、蚤类，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传播效率”远不及今天的“奥密克戎”、“德塔克戎”。

但是，在交通落后的中世纪，黑死病却几乎横扫了欧洲所有城市，让2000多万人在痛苦绝望中溃烂、死去。

▲画家笔下，横尸遍野的欧洲中世纪

塔奇曼在《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一书中，揭示了黑死病肆虐欧洲的成因，正是源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愚蠢：

尽管当时已有不少人发现，瘟疫的传染，与接触病人的住房、衣物、尸体有关，可是包括顶尖的医生在内，没人对老鼠、跳蚤这两个明显的“中介”，产生过怀疑——因为他们对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几乎一无所知。

教皇、主教这些位高权重的聪明人，将瘟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他们鼓励民众上街游行谢罪，结果加剧了瘟疫的进一步传播……

灾难频频因为人类的无知和愚蠢而出现，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真相、教训、人心：应对无知与自负之愚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用真相和常识治愈无知

时移境易，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看似已经摆脱了无知，但在大数据创造的“同温层”、以及不实宣传的洗脑下，一个“新无知时代”来临

——盲从、戾气、情绪化的一面，被新的媒介环节无限放大，结果极易被愚弄、操纵、利用。

无知者之所以无知，一方面是因为懒于思考所致，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寻找真相，其难度不亚于在大海捞针：

· 真相被埋藏：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被海量的“信息泥沙”掩藏其中。

· 真相被筛选：大数据时代，有些科学家会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实验数据，有些历史作家甚至会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 真相被篡改：少数制定游戏规则、掌握数据算法者，为了让真相替自己服务，系统地掩盖、歪曲、篡改真相，为自己膨胀的野心、灰暗的欲望背书。

▲1984正在互联网重演：无处不在的“数据专制”

在这样一个真相稀缺、洗脑越来常见的时代，建立起一道“常识的防线”，是一个现代人追求精神自治的基本前提。（延伸阅读：14个学科最稀缺的常识，点击查看）

除了常识之外，抵御谎言、洗脑的最好方法，是和那些有能力寻找真相、有勇气表达真相、绝不捏造真相的智者同行。

塔奇曼便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作家，她坚持真相的勇气、毅力令人惊讶。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包括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但是，塔奇曼并非一味堆砌史料，把功课扔给读者，而是从海量的史料中，淘出金矿，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看清历史的真面目。

她的作品，因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被誉为”历史学界的金庸“，因此时常被人质疑为捏造。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历史，包括天气。”

可以说，在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时代，阅读塔奇曼，不仅能医治我们对历史、政治的无知，甚至能让我们变得更为深刻。

◎第二个层次：用见识与教训预防灾难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西方2500年的历史上，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极少有人系统地研究“政府愚蠢史”，而塔奇曼算是其中“唯二”的作家。

当别的历史作家都在顾左右而言它时，她却在《愚政进行曲》中不断警告那些“聪明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愚蠢。

她发现，政治精英们之所以会变蠢，有两个根本原因：

· 权力的悖论：政治精英们身处的位置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智力便会下滑得越快，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凯尔特纳称之为“权力悖论”：

——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失去了他最初获得该权力时所需的能力，让他既缺乏共情能力，也无法换位思考，甚至变得更加冲动。

· 人性的缺陷：职业政客们大多自诩为社会精英，他们自视甚高，因而人性的三种固有陷阱，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1. 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无视那些与此相反的事实；

2. 擅长自我催眠，高估自己，又低估了客观的形势；

3. 最为根本的是，他们缺少对自由的信仰、对真理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这让他们很容易狂妄自大、冷血无情，置万千生命于不顾。

塔奇曼对人性缺陷、灾难机制的深刻洞察，直接改变了肯尼迪对苏联的态度——古巴导弹危机一触即发之际，是塔奇曼的作品，让肯尼迪恢复冷静，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

事后，肯尼迪把塔奇曼的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双方“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将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在这种特殊深刻，两个拥核大国必须谨记历史教训，避免犯“少数聪明人的愚蠢”。

塔奇曼的深刻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都为之折服。

◎第三个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

从“不知晓真相”到“知晓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

知晓真相，也珍惜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但是，这依然停留在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少数聪明人总是无法理解：

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

最典型的，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乌托邦运动”，少数聪明人怀着善良愿望，妄想用理性设计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结果毫无例外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太浅薄、乐观，甚至忘了这样一个常识：

任何社会都是人的社会，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

这正是塔奇曼的价值所在——她的历史写作已经超越了政治实用主义，来到洞察人心、悲悯人性这一历史写作的最高层次。

很多人都知道她开“非虚构写作”之先河，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

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的历史，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有序，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是因为“现代文明”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

因此，她总是提醒那些自诩的“聪明人”，一定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同时也要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

当然，她不是什么好为人师，喜欢讲大道理的“过来人”。塔奇曼的天才就在于，“以真实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她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并以非凡的语言、对词汇的完美掌握，将它们写成具有史诗感的故事。

读塔奇曼的文字，时常会有涂划、玩味、品鉴的冲动——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

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至今长盛不衰，《光荣与梦想》一书作者曼彻斯特，以及黄仁宇、马伯庸等华人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然而，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

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其他作品，共同组成“塔奇曼作品集”，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