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越来越多地参政议政，比如2020年新西兰大选，华社的投票率达约80%，已与主流社会相当。这意味着华人选票“有没有”的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下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了。所谓“好”的选票，就是真正可以给选民带来利益的选票和支持。
海外华人选民支持政客最根本的利益还是经济和生活，比如给商人带来商机，给工薪阶层调节收入，给大家带来更舒适安全的环境。这些是政客最本质的工作，要做到这些往往还要冒着阻力和风险去说话和干事。然而还有一种政客叫做“花瓶政客”，他们往往只靠外表，比如华人脸或头衔，来吸引选民的注意：他们只会拉票，甚至在非选举期间也在拉票，他们在低风险的事情上喜欢积极做秀，但真到该冒着风险为民众说话和递提案的时候就立刻躲了起来，并抛出一堆借口和官腔。这些华人政客在议会中的“洋人圈”里十分安静乖巧，在华社中争名夺利起来倒相当凶狠，似乎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为民众向上传递声音，而是只为党派/政府向下糊弄同胞的选票和支持。
现阶段的华社急切需要实干华人政客。如果是平常时期，华社民间诉求较少，华人议员花瓶一下也没关系。但如今华社与主流社会有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意识形态矛盾需要化解，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动荡，华社也有极多的治国见解希望带到国会讨论，中西关系也在非常微妙甚至危险的阶段，这个时期，花瓶华人议员的存在将可能对华社利益产生巨大损害。如果这个时候华社还在给政党提供模糊和错误的信息，不去公开支持实干的政客，让政党产生“这些花瓶还挺好用”的错觉，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华社的利益，也包括政党和国家利益。
花瓶议员的存在是对民主规则的本末倒置，严重违反民主精神。在理想的民主状态下，如果议员不为民众向上传递声音，本应该是糊弄不到群众的选票和支持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花瓶华人政客却依然“看起来很受欢迎”，这反映了一系列非常病态的社会现象。
1，官僚崇拜
一些侨领曾就社区非常关心的议题向花瓶华人议员求助而被拒绝，社区华人对该议员非常不满，然而每当社区搞活动，还会主动邀请花瓶议员参加，在出席讲话的顺序上还继续大搞论资排辈，官职大的优先，执政党的优先，这样使得一些帮助过社团的小官职政客却因职位低而被冷落。很多侨领觉得这样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还指责那些不这么做的侨领冒犯了某种文化教条，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很简单，如果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官衔分配，那么谁还肯为这个社区辛辛苦苦甚至冒着风险做事情呢？
花瓶议员的频繁产生，华人社团的这种文化难辞其咎。政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位，每个职位不论高低都是国家权力机器的螺丝钉不可或缺，华人在任何职位从政都是值得鼓励的，华社在支持华人从政时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应该摒弃“论资排辈”的错误习惯，应该多加鼓励那些敢于发声和做事的华人政客，社团领袖应该有对华人政客有正确的审美，尤其是对政党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团，应该多在华人花瓶政客和实干政客之间鲜明地向政党表明喜恶态度，党派才会知晓华社的想法而做出调整。
2，误导政党
理论上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在实际操作上，华人政客往往由政党推，目的当然还是为了博得华人选民的支持。政党的运作是非常务实的，政党需要明确知晓推出的各种议员给政党带来了多少支持，然而华社的一些行为却误导了政党对自己的华人议员的判断。由于华人的官僚崇拜文化，一些做的不好的华人议员也依然被社团支持和邀请参加活动，甚至大选期间社团还会组织助选，私下里华人社团却在抱怨和忍受华人议员的冷漠。华人社团不愿意表明自己的态度，政党当然以为这个人选还可以，花瓶议员就如此继续混了下去，政党也绝不会积极推送其他的人选了。
华人媒体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有网友发表了批评华人议员的评论时，很多华人媒体也会主动帮忙屏蔽，甚至凡是关于这个议员的新闻都被禁止了评论。这些动作使得政党无法得知该议员人选在华社中的真正口碑。很多人将华社的这些行为解读为“保护华人议员”，但其实无用的华人议员走掉，政党自然会想办法物色新的人选，在民主制度下，政党需要华人议员的急切程度是永远超过华社本身的。况且实际上华人议员的候选并不缺，某种角度上看，华社无原则地支持花瓶议员，就是在打压其他实干的华人政客，是无法提高华人议员的数量和质量的。
3， 政党需要被华社调教
华社对于西方文化的政党来说是一块未知之地，曾经很多政党对华社内部的细分并不了解，曾推举了一些“二代华裔”甚至非华人的亚裔来吸引华社支持，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这些亚裔政客受到了华社冷落，这些政党才渐渐发现并做出了修正。这是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华社调教政党的事件。
政党之所以会先推选二代华裔，是因为二代华裔完全西化的语言和观念更容易被西方人为主的政党所接受，但其实一代移民为主的华社并不接受。如果华社不调教政党，冲着华人脸的政治正确盲目支持热捧，那么政党无论推多少个华人议员也一定是二代华裔为主。但在华社的调教下，政党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选择1.5代华裔，但这些华人要对党派非常乖巧，尽量不从华社带来“让党派头疼的提案”，于是我们就见到了那么多不愿帮助华社的花瓶议员。
我们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华社不在花瓶议员的问题上调教政党，花瓶议员很可能就如此长期待下去了，并且即使未来再增加无论多少华人议员，也注定都是花瓶。即使是一些敢说话办事的华人议员，也会被迫变成花瓶，否则无论多少和是谁，永远都要坐冷板凳。只有花瓶华人议员也被华社无情冷落，政党才可能会再退一步，才会考虑推举“经常帮华社说话和递提案”的“麻烦制造者”，甚至连那些花瓶议员也会被迫为华社做点事。华社不逼，政党和政客是绝不会主动行动的。
总之，西方国家的花瓶华人政客，正是华社自己用实际行动选择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维护自己的利益，华社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作者为新西兰政治评论作家，社会活动者，电视节目策划
文章原载于“魔王时评”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