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续上期
7.从一名战士炊事员成长为部队的宣传干部
1970年年末,在即将结束三年服役期的时候,我被调到第三十一基地第一试验场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名“以战代干”的宣传干事。一个月后,第一试验场下达命令,正式任命我为宣传科干事,开始了我在三十一基地13年的宣传工作生涯。
从一名服役不满三年的“伙头军”士兵,转身成为师级部队宣传部门的干事,我做梦也没想到,战友们也都感到很意外,说实话,这在全军也是一件少有的稀奇事儿。那个年代,偶尔有当炊事员的战士提升为军官,多为连队司务长或者后勤部门助理员,我却调到政治部当了宣传干事。每有战友问到我这段经历,我都开玩笑地回答:“我是韭菜地里的一棵葱。”其实,除去我自己努力工作的因素外,主要还是基地编制的调整,给我提供了机遇。说来话有点大,但事实的确如此。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不断地向我国进行战争威胁,第三十一基地作为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也成为苏联拟打击的目标。我在基地生活期间,在傍晚或夜里就经常看到场区草原无名升起信号弹,有关部门判定是苏联特务进行干扰。
珍宝岛反击战后,全国、全军加强三线建设,进入“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军委批准第三十一基地调整编制,在吉林省白城场区组建第一试验场,在大后方的陕西建立两个试验分场,以保证战时的常规兵器试验正常进行。这样就形成第三十一基地下辖白城第一试验场(现已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建制,对外称中国白城常规兵器试验中心)、陕西华阴第二试验场(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试验训练基地,对外称中国华阴常规兵器试验中心)、陕西大荔第三试验场(后成为第三十三试验训练基地,现已迁河南洛阳,改称中国洛阳电子装备试验中心)三个正师级单位的编制格局。新的编制于1970年底正式启动,开始建设营房,安装设施,调配干部。各试验场设立初期,司、政、后机关都需要配备大批的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幸成为第一试验场政治部宣传科的一名宣传干事。
第一试验场管辖原三十一基地所有的试验场区,并承担常规兵器的大部分试验任务,领导干部配备力量强大——建场之初,场首长就配备了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政委一人,副政委三人;司令部参谋长一人、副参谋长二人;政治部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后勤部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政委一人、副政委二人。政治部设秘书科、组织科、宣传科、干部科、保卫科、群工科。宣传科科长谭万山,原是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年轻有为,业务能力强,正直正派,为人和气,对我帮助也很大。1974年,在任宣传科长仅四年就因病去世,年仅38岁,令人惋惜。
我上任宣传干事的第一项任务,是书写办公室门牌。场首长和司令部、政治部办公楼是一栋新腾出的三层楼房,编号为18号楼,有60余个房间,一楼为司令部各科室,二楼为首长办公室、大小会议室和试验指挥中心,三楼为政治部各科室。我刚“以战代干”没几天,领导就给我下达了书写全楼办公室门牌的任务,司令部管理科把50多个做好的木制门牌和应写的门牌文字送到我办公室,并明确要求用红漆书写隶书体字。
这下可真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承担吧,我连什么是隶书体字都不知道,怎么写?推辞吧,这是领导分配给我的第一项工作,不承担显然不行。真是俗话说的“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接下这项工作。于是,我先向战友借了一本《美术字》,坐在办公室埋头研究起隶书体字的特点和写法,从字的结构到笔划笔顺,横、竖、撇、捺、点、提的写法,边研究边用毛笔练习。就这样闷头练习了三天,感到心里有点底了,就按照门牌的大小,先用毛笔蘸墨汁在纸上书写了几遍,然后就蘸红色油漆正式在木牌上书写。领导检查后还算满意,就正式挂到门框上了,没想到还受到大家一致好评。这批门牌一直挂了十二年,直到第一试验场编制撤销。
我在一场宣传科的工作,主要负责干部、战士的政治理论教育。除了经常到各试验室和各连队了解教育的进展,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存在的问题等,主要是通过办“学习班”,对机关行政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培训,也给机关和团以上干部学习班作一些理论辅导。那个年代,都把干部的集中学习称作“学习班”。
政治理论教育内容,都是根据上级部署的“文化大革命”各阶段运动进行。我一个20岁刚出头、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没有受过任何理论专业教育,没有一点宣传教育工作经验,从事这样的工作,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工作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在开始阶段,基本都是现学现卖。上级部署了教育内容,就围绕这些内容进行相关知识的“恶补”,到基地图书室借阅有关图书,到新华书店购买相关的资料,工作之余或者晚上就坐在办公室学习,把有用的东西做成读书笔记,再按照讲课专题整理成讲稿照本宣科。时间长了,才逐渐可以进行一些自由发挥。领导也充分信任,热情鼓励,给我提高信心。试验场副政委李长青不仅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学习,每次讲辅导课,我在台上讲课,他都亲自参加,坐在下面听,课后帮我总结。一次,我在“批林批孔”学习班中讲辅导课,在引用一则寓言时,把水獭念成“水赖”,课后李副政委鼓励我,说讲得不错,只是把水獭变成“水赖”了,指导之具体、幽默,让我心存感动。从此以后,读书就特别注意,尽量不犯望文生意、望形读音、穿凿附会的错误。
“初生牛犊不怕虎”,学习班的辅导课也坚持下来了。那个年代,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先后参加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林批孔”、批判“小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语录》(简称“三十三条”)等宣传教育,时间长了,大家反应还不错。
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开展的批判“小生产”。为了讲好这一课,那年正月,一场政治部派我同后勤部防疫检验所所长胡德流一起,去白城市青山公社作社会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调查农村“小生产”的存在形式,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们在想什么,对国家、对政府有什么要求等有关问题,感受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质朴的品德。12天的社会调查,自己也受到深刻教育。回到部队,由我整理成稿,给机关和团以上干部讲述,第一试验场和基地政治部首长也参加了学习听讲。与会人员反应还不错,辅导课结束后,基地政治部首长要求我给基地司、政、后机关干部又讲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后期,教育内容增加了马列著作的学习。在干部、战士中做一些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普及,在团以上干部中组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专著学习班。学习班上,除了干部集中自学,主要由我讲一些辅导课。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道理深奥、晦涩难懂的马列专著,都是先到党校和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组织的学习班学习,回来再“贩卖”给他们。
我先后参加过白城市委党校,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在后勤学院、北京西郊黑山扈军医学校、湖北襄樊邓湖总后“五•七干校”举办的学习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在基地举办的团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作辅导,以及后来担任基地党委常委学习秘书期间,给基地常委也讲述一些所学的部分内容。那几年的宣传工作,使自己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俨然成为第三十一基地的“理论家”。
工作面宽了,要求也更高了,就感到自己理论水平与文字能力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有待进一步提高。时值国家大力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广播电视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在职高等教育形式遍地开花,我与机关同事一起,报考了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学习。经过三年的努力,学习了18门课程并考试及格,不仅提高了自己文化水平,还拿到了电大中文专业毕业证书。与此同时,参加组织基地行政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组织基地的一百多名行政干部参加自学考试,我又承担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部分课程的辅导讲课,为机关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创造条件。这些参加自学高考的干部经过自己刻苦学习,拿到了自学考试大专毕业证书,提高了基地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也算为基地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8.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上)
——部队推荐我上大学
1975年,所在部队推荐我去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使我有幸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
在读初中的时候,就一心想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将来做一个身着白大褂的科技工作者,可初中刚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就把我的大学梦打得满地碎片。中学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四年以后,在教育改革的声浪中,大学才开启一扇招收新生的“偏门”,就是招收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开展到1970年,混乱局面逐渐平稳。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日益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对象,确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个招生办法推广到全国各高校,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从1970年第一批招生工农兵学员,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招生七批共94万工农兵大学生。我1975年入学,算是第六批,也是倒数第二批,这一批全国招生21万工农兵学员。
现在回忆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过程,还感到很庆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第一次分配到大学文科专业的招生名额,是1973年的事。那年基地分配到一个兰州大学中文专业的名额,基地政治部推荐宣传处一位同行入学就读,虽然很羡慕,但作为下级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并没有产生什么想法,说实话,也没有资格去想。1974年,上级又分配给第一试验场政治部一个北京大学哲学专业的名额,事后知道,一场政治部推荐了组织科干事、场党委常委秘书苑士军。当时产生一点想法,心想如果明年还有大学文科名额,我一定努力争取。
话说到了1975年7月,一场又分配到一个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的名额。这一信息令我心动,唤醒了我的大学梦,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分别向宣传科领导、政治部领导乃至分管宣传工作的场首长谈了我的想法,并正式提出推荐申请。申请提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看到理工科大学的名额纷纷落实,心里很焦急,就试着向宣传科领导询问消息,领导说,政治部党委还没开会研究。时间到了8月下旬的一天,是推荐工作安排过程,基地医院对推荐入学的人进行体检的时间。这天上午,政治部才召开党委会。我知道,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审批确定复旦大学这个名额的人选。我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坐臥不安地等待党委的决定。大约半个小时后,宣传科科长胡基安从会议室出来告诉我:“党委决定由你去复旦大学学习,赶快去体检吧!”我高兴的连个谢谢都忘说了,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往基地医院跑。到了医院,体检就要结束了,负责体检的军医是我认识的王志杰医生,她听说我要去复旦学习,向我表示祝贺,并简单问了一下有无病史,有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当听到我的否定回答后,替我填了一张体检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体检关。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比较平静,除了领导、同事祝贺一句,工作还是照常做着,也没有领导谈话、总结鉴定之类例行的安排。我一个单身汉,属于背起背包就出发那类人,也不用做什么复杂的准备,拿到入学通知书,交待完工作,就按时报到了。
1975年10月上旬某一天,我揣着入学通知书和党组织关系,登上了去复旦大学求学的列车,经过两天多的旅程到达上海车站。一切都顺理成章,复旦大学在火车站广场设立了新生入学接待站,把报到的新生用大客车送到位于五角场附近的学校,又有哲学系接待新生的老师迎接,把我送到所住的二号楼宿舍。辅导员(班主任)黄德良老师给我安排了住宿。热情的黄老师用上海普通话自我介绍“我叫黄(Wánɡ)德良,是你们的辅导员,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坐车时间长了,可以先去洗(Xǎn)个澡,休息一下。”上海普通话让我迷糊,不知道“显澡”是干啥,以后好多天我都叫他王老师,但是黄老师的态度让我产生一种亲切感。
同学们陆陆续续来学校报到,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女同学郭婷华。她原是上海环卫局的清洁工,先进工作者,报到时环卫工人排着长长的大队,扛着清洁工具,敲锣打鼓把她送到复旦校园,成为一景,令人感动。
事后知道,当年复旦大学哲学系1975级就我们一个哲学专业班,共有64名同学,大部分是上海籍知识青年和工人,有12名现役军人,10名退伍军人,还有4名藏族同胞。为了便于管理,辅导员权衡全班同学中的男生、女生,工人、知青,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党员、团员,上海人、外地人等各种因素,把64位同学分成7个学习小组,我被推举为第七小组组长,全组9名同学,其中七名男生两名女生,两名现役军人一名退伍军人,两名工人四名知青,五名上海籍四名外地籍。同窗三年,小组的九名同学结下了深厚情谊,直到现在尚有密切联系。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他(她)们现在的情况也作一个简单介绍:
冯上延,中共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景德镇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任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范佳音,解放军镇江舰艇学院政教室上校副主任,后转业任镇江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任。
唐雪珍,上海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科副科长,后任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学校教务处主任,讲师。
殷美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处级审判员,二级高级法官。
张树纯(本人),解放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后任辽宁省档案局(馆)调研员,研究馆员。
郁建国,监察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后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监察局局长。
范健行,上海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体育大学民盟主委。
丁克,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副教授。
查孝富,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区分局警官,已去世多年。
让我真情感谢的还有我们的几任辅导员(班主任):
黄德良老师,教授,后调上海纺织大学。已去世,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脑海中。
晋海生老师,教授,后调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务处长,现在还有密切联系。
谭永介老师,教授,后调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谭老师已年愈九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还有工宣队师傅杨世希,曾担任班里党支部书记,已去世。
国家对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工资照发,军官工资、士兵津贴照发,军服按季换发,知识青年国家发给生活费。我一个23级小干部,在东北每月工资52元,到上海后按当地的标准还上调到55元,使我在复旦大学三年的学生生活,不仅自己无后顾之忧,还能补助一下父母。
入学后的第三天,复旦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然后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上课了。
9.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中)
——努力学习充实自己
入学之后,复旦大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老校长陈望道在开学典礼大会上致欢迎辞。已经84岁高龄的陈望道校长,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1920年8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时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在中共一大后出任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首任书记。1920年起在复旦大学等高校任教授,其中在复旦大学任教近50年,1952年10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至1977年去世。过去学习中共党史就对老校长有所了解,有机会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内心充满崇拜。
开学典礼大会以后,就开始正式上课了。三年的学习,共学习了时事政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哲学原理、马列主义哲学史、马列哲学著作选读、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自然辩证法、形式逻辑、美学、伦理学、宗教史(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体育、英语等18门课程。同学们一起回忆各科授课老师,大家还清楚地记得他(她)们的名字,也列在本文此处,以志师恩。
马列主义哲学原理:黄德良、程伟礼;
形式逻辑:朱志凯、沈秉元;
中国哲学史:胡曲园、严北溟、潘富恩;
外国哲学史:刘放桐、尹大贻、黄颂杰、朱新民;
马列主义哲学史:陈根法、薛维新;
国际共运史:晋海生、余源培、曹征衡;
德国古典哲学:陈京璇;
毛泽东哲学思想:金邦秋;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金炳华;
《反杜林论》:屠月琴;
马列哲学著作选读:陈其荣;
自然辩证法:戚进勤;
政治经济学:洪远朋;
《资本论》:张薰华、谢焕发、蒋家俊;
中共党史:朱剑良;
体育:吴谋、范美霞;
英语:陆耀用。
虽然身置“文化大革命”中,老师们还是全力向学生传授知识。有的老师不愧为学科专家,不用教案,全装在大脑里,讲课如行云流水,准确幽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我们讲《资本论》的经济系教授谢焕发老师,给学生上课,没有教案,只抱着一册又大又厚的《资本论》书本,阐述某一个观点,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哪册哪页怎么说的,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开始听他的课我还很好奇,课间休息时特意去翻看他的《资本论》书,书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批注或重点划线。有一次我记下他引用的马克思原文和所在页码,课后去查证,一字不差,让我深感敬佩。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年代,许多老师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或被边缘化,心有余悸。背着思想包袱,讲课畏首畏尾,生怕讲错。加之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知识面和理解能力不在一个层面,老师讲课也多有顾虑,讲得过深过细,基础差的同学听不懂,讲得过于通俗,基础好的同学不满意,让老师左右为难。多数学科只有授课老师自编打印的教材,有的学科课本、教材全没有,老师讲得费劲儿,学生听得困难。严北溟教授是著名的学者,中国哲学史专家,著作等身。据说他曾在中国解放战争后期国共和谈中,担任过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秘书,1949年后担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这样的经历自然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很多苦头。老先生很朴素,喜欢穿中山装,给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课,上课时,穿的衣服有点破旧,拎一个玻璃瓶作水杯,操着一口湖南湘潭话,不苟言笑,读着古代哲人之乎者也的文言文,给人一种谨小慎微,放不开手脚的感觉。
工农兵上大学,是毛泽东主席教育改革的产物,自然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印记。除了规定的专业课,还要搞一些学工、学农、学军、社会调查等社会活动。我参加班组织的最大一次学工,是到市内黄埔区的一个铸造厂,这个厂很小,地处弄堂里,但生产、“文革”搞得很出名。我们十几个同学在那里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十来天,我还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记得题目是“在螺蛳壳里抓革命促生产”,现在看来有点文不对题,很可笑,在当时可是很适应形势。
总政治部对工农兵大学生中兵这部分人毕业后的去向有明确规定:军官要哪来哪去,士兵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毋庸置疑,我毕业后要回到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第一试验场政治部,这也影响着我的学习态度和钻研方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将来继续做好宣传工作积累知识,其他无关紧要。鉴于此,我决定放弃费时费力的英语学习,集中全部精力学习马列主义和与之相关的知识,现在回头审视,这是一个极其短见的决定。
除了认真学习课堂知识,我也把重心放在自学上面。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教室度过。每天晚饭后和星期天,就早早背起书包去图书馆或者教室抢位置。那三年中,我自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列宁《哲学笔记》,苏联50年代出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国内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国际共运等图书资料,还阅读了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著作中译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著作的中译本,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中译本。通过这些知识的自学,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复旦大学地处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根据地,时事政治课自然少不了一些敏感的内容,比如入学时候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倒台后上海的动向等。张春桥、姚文元想做点什么,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写文章造舆论。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老师,“文革”中投靠“四人帮”,作为中共复旦大学常委,控制着复旦大学文科各系。“四人帮”要制造打人的“炮弹”,都通过朱永嘉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在哲学系,他的一些旨意又通过哲学系党总支书记陈学明(后成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著名教授)往下贯彻。可见,复旦哲学系并不是一块平静之地。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批判邓小平,毛主席逝世后为“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四人帮”倒台后上海准备的“起义”等,在哲学系都有风吹草动。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还没有公布,我记得在班里已经传开,后来还有“将来党中央主席姓江”的传闻。对于这些专业课外的政治活动,我从不参加,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是我的性格使然,我的兴趣都在图书馆,别无旁骛,也因此受到过工宣队的批评,说我走白专道路。
三年大学生活,收获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也使眼界开阔了,为人处事成熟了,同学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成为我一生的珍贵财富。
我从农村走进军营,尽管有过去短期的北京、湖北开会、学习,但基本上是在封闭的军营生活,初到魔都上海,恰似土包子进城。记得有一次与几个同学去福州路旧书店买书,然后游览南京路,看到一个商店许多人在排队,近前一看,是排队买糖,我也站排买了一点儿请同学们吃糖。一位上海同学拿到我送的糖告诉我:这是口香糖,不是吃的糖,并教我怎么嚼。连口香糖都没见过,还请同学们吃糖,把我弄了一个大红脸。三年的复旦学习让我见识了魔都的面貌,也了解了城市的生活。在我毕业后登上北上列车的时候,同学们去送我,查孝富同学送我一盒上海特产大白兔奶糖,看到这盒糖,让我想起当年口香糖的故事。
三年的校园同窗经历,同学之间建立了纯洁深厚的情谊,在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很多同学们给了我热情帮助。那个年代,国内经济不发达,生活物资供应紧缺,同学们知道我的家乡地处贫困山区,帮我购买了许多北方农村买不到的生活用品。岳川夫同学帮我买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从嘉定骑到复旦交到我手里,还找来包装帮我到火车站托运。郁建国知道我要买药给弟弟治病,多次从崇明岛帮我购买天麻、杜仲、冬虫夏草等珍贵中药。丁克、郁建国、杨鸿台等把同学们请到家里品尝上海大餐,一桌30多道菜,在那个生活物品奇缺的年代,花费的人民币和精力不可想象……郁建国的父亲还亲自下河捕捉十几斤崇明蟹招待同学们,足见同学和他们父母对其他同学的深情厚谊。江西的同学刘新国、冯上延送给我成套的茶具,还特意二次回炉烧上我的名字。这一幕幕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今天还历历在目。
到1977年,军宣队、工宣队全部撤走了,哲学系也重新改组了领导班子,谭永介老师被派到我们班担任党支部书记,一切都开始走上正规。
从1978年初开始,系里就布置毕业论文了。每个同学自选题目,系里根据所报题目,指派相应学科的教师作为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系里指派这方面的专家薛维新老师做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后期谭永介老师也对我撰写毕业论文也给予很大帮助,都让我受益匪浅。
总结三年的学习,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最大的遗憾是我弃学英语。当时的想法,毕业后要继续原来部队的宣传工作,外语对我没有用处,不如把时间用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上,现在看来是多么短视!退休之后同女儿团聚来到新西兰,对于一个寄居异国他乡的退休老头儿,需要的恰恰是英语。我同家人和朋友感慨:在我的一生中,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档案,几乎所有的文科学遍了,唯独没有学英语,到了新西兰,对我唯一有用的英语,我还弃学了,这一辈子,书白读了,人也白活了。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毕业的时间到了,每个同学都有了接收单位,我也登上北上的列车,奔向我的老部队,迎接新的工作。
10.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下)
——复旦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三年工农兵大学生的生活结束后,我又回到老部队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第一试验场,重新捡起老本行,继续担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此后的工作多次调整变化,从一场宣传科干事到基地宣传处干事,从干事到副处长,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省档案馆科员到研究馆员,我都心怀感恩,感恩时代给我读大学的机会,感恩部队把我送到复旦大学培养,感恩复旦大学老师给我传授知识,这一切都让我终身受益。
1978年年中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就得到消息,说回部队后有可能担任第一试验场党委常委秘书,还听说是原常委秘书刘德安向场党委书记、时任场政委李长青推荐,并得到了李政委认可。这个消息既让我受宠若惊,又有点惶恐不安,感到自己书呆子一个,缺少必要的协调能力,恐难胜任。
我回到部队,好像一切都物是人非了,宣传科领导和大部分同事调整了工作,宿舍也早已换了主人,我只好暂住招待所。
复旦大学毕业的招牌让我成了一块“香饽饽”,报到的当天,宣传科长高铁庄和组织科长徐发现就争起人来了。宣传科长说:人是从宣传科走的,哪去的回哪是上级规定;组织科长说:人是政治部的人,到组织科当常委秘书是李政委同意的。两人争执不下,政治部党委不好决定,还是李长青政委表态:“那就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吧!”按照李政委的意见,场政治部副主任胡基安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心里早有了主意,当即表态:“我服从组织决定。如果征求个人意见,我还是喜欢干老本行。”就这样,又回到宣传科。做常委秘书,接近领导,便于进步,对有些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却不想干,令同事费解。我当时的理由很充足,宣传工作轻车熟路,方便把握,也不想学非所用,只想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工作上。其实,还是有点心存私念,第一试验场首长有十几位,以我的能力,自忖协调能力不足,很担心服务不周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当时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高中毕业算是大知识分子了,我自然就成了“羊群里的骆驼”,领导赏识,同事羡慕,承担了宣传科最重要的理论教育工作。三年的大学学习,知识、学识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提高,与上学前比较有了很大进步,工作起来也觉得顺风顺水。
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成立,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由总后勤部划归国防科工委管理。基地再次调整编制,撤销第一试验场,成立兵器试验指挥部,一场司、政、后机关合并到基地,我也调整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成了更高一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机关层次高,工作要求也更高。我除了分工理论教育,又分工基层连队“军地两用人才”培养,参与文化教育,担任基地常委学习秘书。后来参加基地整党办公室,并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宣传处副处长。
这期间,还有过两次商调。一次是三十一基地划转国防科工委管理之际,总后勤部所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经上级批准,到三十一基地调配干部,兽医大学政治部原宣传处长陈广东曾同我一起参加过总后读书班学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已任兽医大学政治部主任,特嘱兽医大学干部处来基地调配干部的人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兽医大学工作。考虑到方方面面在因素,我拒绝了陈主任的好意。还有一次是基地归属国防科工委建制以后,科工委政治部宣传部有意向调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听到消息,立刻找到老首长、已任基地政治部副主任的李长青,陈述我的意见,不希望调到北京工作,老首长也表态支持我的想法。有这样的商调机会,说明有关方面重视我复旦大学毕业的经历、十来年宣传工作的经验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没有成行,主要在于我胸无大志,考虑个人利益较多,去长春同白城一样寒冷,去北京意味着长期两地生活。
后来选择转业沈阳,进入辽宁省档案馆,开始做史料编辑,后被评聘为研究馆员,并被省科学技术协会特聘为“辽宁高层次科技专家库”专家。回想这一系列的工作变化和进步,以及在工作、学术等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都与复旦大学三年的学习分不开,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的经历给我奠定了知识基础。
怎么看待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大学第一批招生工农兵学员开始,不同层面就有着截然不同看法。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和群众认为,这是毛主席教育改革的新成果。毛主席从50年代就开始酝酿思考中国的教育改革,直到1968年提出“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明确了教育改革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毛主席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从1970年到1976年七届94万工农兵大学生,就是毛主席教育改革的产物。
这样的改革,是带有“文化大革命”印记的美好设想,现在回头审视,我感到教育改革方向正确,但是在入学条件的把握和推荐入学的操作上有失偏颇。
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许多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基础偏低,初中都没读完,甚至只有小学文化,就接受高等教育,基础知识明显断条。由于“领导批准”在工农兵学员入学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为“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弊病引起社会不满,尤其是一些大学教授们抱怨,说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工农兵上大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笑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33位专家学者参加。会上,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并于1977年果断废止“推荐选拔、领导批准”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方式,恢复高考制度。
时至今日,对工农兵大学生仍是褒贬不一,给他们留下心理阴影,困扰于他们的心结。
工农兵大学生是时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断高考,不仅科技人员断条,连各级领导干部也青黄不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正是工农兵大学生在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和各级领导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客观地说,工农兵大学生水平也不都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低。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成为两院院士、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工农兵学员 39 位杰出人才群体》,其中有党和国家、地方政府领导人,有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代表性人物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以及张春贤(1976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周小川(1972级,央行行长)、万钢(1975级,科技部部长)、陈竺(1975级,卫生部部长)、作家贾平凹(1972级,著有《浮躁》、《废都》等长篇小说)、作家梁晓声(1974级,著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1976级),等等。
就我们班的同学而言,到2018年10月毕业40周年全班同学聚会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班64名同学,除了7名去世1名失联的56名同学中,已有11名教授、研究员,10名副教授、副研究员,13名厅局级领导干部,最低职务也是处长、科长,最低专业技术职务也达到中级职称。入学时的12名现役军人,已有2名军级军官(其中一人为技术三级教授,副兵团级待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名正师职军官,其余也都是团职军官。可见,在所承担的工作上,都成为所在单位的中坚;就学术成果而言,撰写出版四五本以上专著的同学不泛其人,有的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
我自己的经历与同学们差了许多,但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也撰写出版过几本专著,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被评聘为教授级的研究馆员,有关部门颁发聘书,被特聘为“辽宁高层次科技专家库专家”。想来,就业务成果、学术成就而言,也可以与那些“老大学生”比肩,甚至有所超过。所以,不能对工农兵大学生一概而论,说得一无是处。
想当年有许多地区和部门在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控制使用,在职称评聘上设置限制门槛,这些作法都有失公道。哪个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有优有差,工作能力、业务水平都会参差不齐,这是正常的。1964年、1965年入学的所谓“老大学生”,他们只接受了一两年的高等教育,然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造反,难道他们就个个都比工农兵大学生强?我看未必。但是国家对他们却无条件地重用,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难道这就叫公平吗?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这样“一刀切”的规定有失公允,所谓“普通班”也给人以某种歧视的印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党和国家近年来的惩治腐败工作卓有成效,但我还没有发现几个被惩治的“大老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
我已经退休十年,可以说是过来人了,不去计较这些政策的是否公平、公正。知足者常乐,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每每想到这些,都从心底里感恩部队推荐我大学,感恩复旦大学的对我的教育培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