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续上期。
11.我做了两年第三十一基地党委常委学习秘书
1981年夏秋之交,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再次进行编制调整,撤销第一试验场编制,成立试验指挥部,管理白城试验场区的兵器试验工作。第一试验场司、政、后机关分别合并到基地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我也随之调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
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是正军级建制,机关的层次高了,工作标准自然也提高了,对我来说,面对的领导、同事以及工作环境,都要重新熟悉和适应。宣传处、政治部乃至基地领导,对我热心鼓励、多方指导,并委以重任,比较快地适应了工作。
调到宣传处大约一个月后,基地党委书记、政委王法禹就点名让我担任党委常委的学习秘书。
本来为基地首长服务的是两个秘书岗位:一个是党委常委秘书,隶属政治部组织处,负责常委会议记录以及常委指定的某些工作;一个是行政秘书,隶属司令部办公室,负责基地首长行政、后勤事务的服务。学习秘书是王法禹政委在位期间,为了加强基地党委常委的学习,特殊设置的岗位。我人在宣传处,兼职做秘书,主要负责常委们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一些事务性工作。随着王政委调到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新调来的基地政委、党委书记赵玉山与王政委的工作方法不同,上任以后,取消了常委定期学习制度,我这个学习秘书也结束了使命。我当常委学习秘书近两年时间,瞻前观后,是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历史上唯一一个常委学习秘书。
当时的基地党委有九位常委,除了后勤部长是正师级,其他都是正军级、副军级的高级干部,而且都是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回顾所经历的往事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百度上查询并与老同事交流这些老首长的信息,看到他们个个都有不凡的经历。
党委书记、政委王法禹,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七里庄村,是抗战初期山东滨海区最早参加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之一,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益(都)寿(光)广(饶)三边区委书记,中共寿光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寿光独立团副政委,渤海第三军分区独立团副政委,渤海军区卫生部政治处主任。解放以后历任渤海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志愿军后勤二分部干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干部部副部长,第四军医大学干部部长,武汉后勤学校副政委,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大连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1979年9月任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政委。
司令员王子才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因病在北京治疗、休养。由副司令员骆维俊代行司令员职责,主持基地试验、行政工作。骆副司令员是山西省稷山县人,1937年初16岁参加革命,1939年11月入党,18岁给薄一波当警卫员。在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职上调任第三十一基地副司令员。
副司令员周斌,副政委马海臣、柳垣,司令部参谋长戴定江,政治部主任陈勇,后勤部部长何震光,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革命。
王政委是政工干部出身,具有坚定的党性观念,在总后白城办事处副政委任上,因坚持原则,受到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排挤打击,还坐了一年多的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迫害,越加使他体会到加强学习的重要性。在三十一基地党委班子中,他作为班长,不仅重视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也非常注重班子成员的思想建设,注重部队干部、战士的教育。设置学习秘书的初衷,也是为建设常委班子定期学习的制度提供方便。王政委同常委们议定,每个星期集体学习两个小时。正常的学习,只常委们参加,重要的学习,扩大到司令部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政委,以及试验指挥部、轻武器试验所的正师职领导干部。
学习秘书的任务,是根据党委书记安排的学习内容,准备学习资料,通知学习时间,解答常委提问,做必要的学习讨论记录。
面对这些资历高深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始我还有点胆胆突突。宣传处处长齐刚知道了我的想法,就鼓励我:“不要怕,大胆工作。别看他们身处高位,都是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人。”王政委也鼓励我放开手脚工作。时间长了,真还感到齐处长说的不错。
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遇到的都是新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怎么适应新的形势,处处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习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学习中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基地常委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安排的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有关著作;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等。
常委们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每次学习都积极发言,有不同认识也相互争论,气氛热烈、和谐,有时候还结合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和基地的工作一起讨论,遇到一些生疏的名词往往让我来解答。我也严格把握自己的职业操守,学习前尽量做好准备,常委们在学习讨论中提到的工作、个人的信息从不对人讲起,对首长们的提问只做简单通俗的解答,从不高谈阔论自我显示,更不插嘴参加他们的讨论,即使明明知道他们有时候理解上有偏颇,也不会去纠正,听任他们自己讨论解决,除非他们问到我,让我来“仲裁”。
作为学习秘书,其实每次参加常委们的学习,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提高。一是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干部,党性坚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理论基础深厚,从他们的学习讨论的发言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二是每次的常委学习,我都要提前预习学习内容,研究理顺基本观点,对那些比较生僻的名词,查找资料先弄明白,以备提问。这无形中也促进了我自己的学习,增长了知识。
近两年的常委学习秘书工作,也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老首长们为人处事的高深修养与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品格。有时候,他们中偶尔有点私事也找我帮助。那年副政委马海臣的女儿报考军校,马副政委找我给她辅导时事政治课,在两个月备考的时间里,我尽心尽力地帮助她的学习,经过她的努力,最终实现了理想。
198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党工作,部署分两期开展,第一期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成立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并设办公室,指导、检查各地、各部门的整党工作。政委王法禹被中指委抽调,派到山东省任整党工作联络组副组长,与组长伍修权搭档,帮助山东省委、省政府及省直机关开展整党工作。有关部门规定组长、副组长自带秘书。王政委上任前,让政治部主任陈勇同我商量,要我给他当秘书,一起前往山东上任。他本可以下命令让我就任,但王政委为人厚道,这些事情上从不勉强部下,因此才有征求意见一节。我本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怕不能适应那样高层次的工作,拒绝了王政委的好意。王政委尊重了我的意见,又选择了我的宣传处同事刘晓明,晓明同我的想法一样,最后王政委带走了司令部科技处的黄姓参谋,我因为没有服从老首长的安排,心里惴惴不安了好一阵子。
王法禹政委离开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以后,军委任命国防科工委测通所政委赵玉山为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政委兼党委书记,由于工作方法不同,党委常委的定期学习制度被废止,我的常委学习秘书工作也随之终结。
12.在第三十一基地整党办公室工作九个月
1984年末,我参加了第二期整党,并作为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整党办公室成员,参与了基地整党的全过程,在近九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了锻练,收获多多。
1983年年末,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政委王法禹调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任山东省整党工作联络组副组长后,军委任命国防科工委测通所政委赵玉山为三十一基地政委。赵政委上任后,对基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是团以上干部的调整,政治部首当其冲。大约在一年的时间内,政治部所属各处处长、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纪检委办公室主任都作了调整,有的下派到试验所(室)担任政委,年龄偏大的转业地方,还有他认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被免职。同时,调任或提拔了一批干部,充实各处(院、室)领导层,我也很荣幸,于1984年年初被任命为宣传处副处长。那年我刚刚迈进34岁门槛,成为基地最年轻的团职干部。
现在回想起来,任命我为宣传处副处长还有点戏剧性。当时基地党委常委已经通过我的任命,命令也已经打印形成文件待发。在这个节骨眼上,宣传处里一位资深女干事可能出于嫉妒,向赵政委“检举”,说我是老处长汪XX的人(老处长因为不实举报被免职),赵听到这个反映,当即给干部处打电话,指示将我的任职命令暂扣缓发。大约一个星期后,政治部主任杨靖从国防科工委开会回到基地,问干部处:“张树纯的命令怎么还没发?”干部处向他汇报了文件暂扣缓发的原因。杨主任立即到赵政委办公室沟通情况,表示:“他的情况我了解,反映的问题不准确。”赵政委表示:“既然政治部主任了解,那就发。”杨主任当着赵政委的面给干部处打电话,指示干部处:“张树纯的任职命令赵政委已同意,立即下发。”这才有了我后来的任职。
我不评论一个高级干部工作的是非,可口碑是不会如烟飘散的。
我任职宣传处副处长后,印象最深的重要工作,是作为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整党办公室成员,参与了基地整党的全过程。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七年,改革开放也已经五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受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枪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还存在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需要在全党开展一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种错误倾向;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都十分必要。
鉴于此,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三年内分两期整顿完毕。第一期,从1983年冬季开始,整顿中央一级、省市自治区一级(这两级包括各部、委、办、司、厅、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级领导机关中的党组织。第二期,从1984年冬开始整顿其他所有的党组织。
第三十一基地作为第二期整党单位,于1984年11月开始整党工作。
按照上级部署,成立了三十一基地整党工作领导小组,由基地党委书记、政委赵玉山为组长,副政委马奔、时任政治部主任赵吉祥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赵吉祥兼任办公室主任,抽调组织处副处长赵友臣、宣传处副处长张树纯为办公室成员。由于工作过于繁忙,后又抽调司令部科技情报处参谋张雪慧负责内勤,火炮试验室实验员贾宏健为通信员。
整党办公室的职责,主要是根据上级的部署,以及基地整党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了解、掌握下属各单位党委、党支部整党工作的进展;宣传基地在整党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整党各阶段的有效作法,纠正各单位党委、党支部整党各阶段存在的问题;起草整党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总结和领导有关会议的讲话;检查、督促各单位党委、党支部在整改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编写《整党工作简报》,交流整党工作的经验,对典型事例进行报道,通报出现的问题;筹备有关整党工作的会议等。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规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和思想觉悟。可见,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是重要的一环,应放在到首要位置。
为了适应整党学习、教育的需要,中央还编印了《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三本书,同《邓小平文选》一起,作为整党学习的主要文件。基地整党办公室的首要任务,也放在组织基地干部、战士和工人党员的学习上,通过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对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的认识,提高对党员标准的认识,提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我作为宣传处副处长,主抓教育责无旁贷,几乎每天跑基层,到各试验室(所)乃至连队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动态,通过召开汇报会、个别汇报和《整党工作简报》,汇总交流学习教育情况。
在对照检查阶段,整党办公室草拟文件,以基地整党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下发,指导各党委、党支部开展对照检查。文件明确要求,各党委、党支部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个人实际,适时安排对照检查。整党办公室也以各种形式,督促基层党委、党支部和广大党员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在整党学习中的收获,找出自己、所在支部及上级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
在整改阶段,整党办公室为整党工作领导小组适时制发文件,要求联系实际纠正新形势下的不正之风,切实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员的党性,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大好形势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要求各党委、党支部把摆出的问题梳理成条,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措施,使各种不正之风切实得到纠正。整党办公室成员还要参加基层党委、党支部的会议,了解整改的实际情况,宣传先进典型,批评违规事例。
作为基地整党办公室的成员,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到各试验所、试验室乃至连队,了解党委、党支部在学习教育、对照检查、整改各阶段工作情况,掌握工作进度,发现先进典型,找出存在问题,并把了解到的学习进度、典型做法、存在问题等,编写成《整党工作简报》,上报下发,互相交流。每天忙忙碌碌,很多时候是白天跑基层,晚上写稿件。那时候幸亏年轻力壮,加班加点不当回事,即使是工作通宵,也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在基地党委和所属党委、基层党支部以及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九个月的努力,基地整党工作顺利完成。不敢说有多大的成绩和多高的成效,只能说上上下下反应良好,我作为基地整党办公室成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到1985年8月,完成了基地整党办公室的工作,又回到宣传处,继续我的老本行。
九个月整党办公室的工作,对我不仅是一次历练,也是一次提高,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在同基地各单位党委乃至各党支部的联系接触中,熟悉了各级领导干部,熟悉了基层各单位的工作特点、人员状况,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方便。学习、掌握了开展大型活动的工作程序,也提高了文字把握能力。比如在编写《整党工作简报》的上,开始到整党办公室工作时,对于编写简报格式、结构、层次、文字都比较生疏,一篇简报有时候是一气呵成,有时候分两部分论述。后来赵吉祥主任指导我“三段式”的简报结构,让我受益匪浅。赵主任指导我说,如果一篇简报分两部分论述,在结构上会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不如分成三个部分论述,在结构上让人感觉完美,“事必有三”符合人的阅读习惯。从此以后,我在撰写同类文章的时候上,一般都遵守这个“三段式”的规则。直到后来转业到地方,在撰写学术论文需要分几个部分论述的时候,在结构上也都要安排三个部分以上的结构,感到条理清楚,便于论证,给人一种厚重感。这样的写作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这也得益于那段三十一基地整党办公室的经历,得益于老首长赵吉祥的指导。
13.我也是百万大裁军的一员
1986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为百万大裁军的一员。但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在百万大裁军中被动裁减,而是我的主动要求,方方面面的原因,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所热爱的部队生活,到地方重新就业。
一、国家对军转干部安置政策让我萌生转业念头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回到原来的部队、原来的单位。那时候也是满腔热情、满怀信心地投入工作,很少考虑个人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许多困难开始凸显,不得不考虑解决办法。
我岳父原是辽宁省粮食厅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作为“五•七战士”,携家带口下放到建平县沙海公社的一个大山沟,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走“五•七道路”。后来妻子就在建平县城叶柏寿就业,被安排在蔬菜烟酒公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下放干部政策,岳父一家于1978年回到沈阳,而妻子已经就业、结婚,根据当时的政策,只能留在当地。1979年上半年,妻子怀孕没人照顾,就与她的同事、我战友的妻子小吴一起做伴生活。孩子出生后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我被提升为副营职干事。按照部队的规定,副营职以上的军官家属就可以随军,在部队驻地附近安排工作。于是,在孩子即将出生之际,我小心翼翼地向政治部干部科说明情况,申请给妻子办理随军手续,调转到白城市工作。干部科请示领导后,委托主管此事的干事宋念亭同我谈话,转达政治部领导的意见:随军家属安置数量大,地方一下难以接收,我们政治部是干部福利事宜的主管部门,应该发扬风格,先人后己,要首先解决所属部队的干部家属随军,政治部的干部向后缓一下。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无可厚非,我必须服从,自己遇到的困难,也必须自己解决。
天无绝人之路,在我苦于寻找解决途径之时,党的老干部政策让我的困难迎刃而解。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也刚刚开始,大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要落实政策,上千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安排就业。国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关文件,在落实老干部政策过程中,妻子有幸回到父母身边,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曾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这是心里话,也是实情。我对自己也有一个充分、实际的估计,以我的能力,不会在部队工作一辈子,总有转业地方那天。将来转业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军队干部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当时国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就是两条:一是哪里来的回到哪里,二是配偶、父母在哪里可以安排到哪里。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志向:一定要努力学习,离开山沟,到外面去闯世界。妻子调回沈阳,也点燃了我的理想,让我产生了一丝转业沈阳的念头。
1981年,我又被提升为正营职干事,不久,还是宋念亭干事代表政治部干部科找我谈话,转达领导的意见,让我办理妻子随军,以解我的后顾之忧。我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同时也请宋干事向领导转达我的意见: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不再麻烦组织费心。其实,我也是心存私念,现在办理家属随军,那不是堵塞了转业后安置沈阳的退路吗?
二、百万大裁军为我提供转业机会
从复旦大学毕业到1985年完成基地整党办公室的工作,我承担过干部、战士的政治理论教育,给团以上干部学习马恩列斯、毛泽东、邓小平著作读书班做过多次辅导,担任过基地党委常委的学习秘书,分管过基地“军地两用人才”培养工作,作为基地整党办公室成员参加过基地整党工作,参加并参与组织机关干部的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组织过机关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给他们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课程,参与过宣传处几乎所有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受到领导的肯定,在我刚过34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宣传处副处长,在基地300多名团以上干部中,成为最年轻的一员。
虽然在学历学识、工作能力、工作成绩等各方面都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同,我也十分热爱所从事的工作,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和平年代,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在部队干一辈子,每个军人都有一个坚定的理念:时刻做好两手准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部队需要你就在部队工作,决定你转业就服从分配,这成为军人的本分。
我虽然早已产生择机转业的念头,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在组织没有决定之前,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有委曲自己消化。我的想法,部队培养这么多年,我应该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形势在变,国家的战略也在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基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在经济建设上没有投入主要精力,致使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潮流,老百姓在贫困线上挣扎。在国际上,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之下,整天在“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到197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达到610万,兵员臃肿,装备落后,国家基本战略方针脱离实际。邓小平两次复出,都力主进行战略调整,不仅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也重新评估国际形势,争取和平、发展的环境,在军队建设上,大规模进行精简、缩编。到1985年,全军员额已经精简到400万人,邓小平感到还是过于臃肿。1985年6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决定全军在三年之内再裁军100万人。
这个决定让我怦然心动,军队要开始裁减,而我的家庭现实要求我转业地方,两方面很契合,感到要求转业的时机已到,有必要当机立断。于是,向政治部正式提出转业申请。可转业申请递上去的当时,就受到政治部主任赵吉祥的严厉批评,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你就收起这份心吧!”仔细想来也可以理解,我在基地整党办公室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在基地团以上干部中年龄又最小,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在这次大裁军中,不仅不是撤销单位,反而需要加强,每年都要从军事院校和地方高校接收大批毕业生,充实科技干部队伍。每年安排部分军官转业,只是为了调整干部结构,让那些超过服役年龄和不适合部队工作的军官,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种种情况都说明,我转业的时机还不成熟,只能继续安心工作,等待合适时机。
三、创造条件 激流勇退
时间到了1986年初,基地已经完成上一年的转业干部安置,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始安排1986年的转业干部名单,我在基地整党办公室的工作也早已结束,客观上提供了转业机会。女儿即将上学,远在沈阳的妻子担任了服装厂的厂长,每天为生产经营奔波,无暇照顾孩子。女儿已经七岁了,同妈妈都还寄居在岳父家,增加老人的负担,孩子学习也缺少空间,这一切都亟需我做出转业地方的决定。思考衡量再三,我也认为机不可失,应该激流勇退了。于是,再次提交转业申请,向政治部赵吉祥主任和基地分管干部的马奔副政委软磨,说明家里的困难,一次,两次……我都记不清多少次了。当时已经确定宣传处处长高铁庄转业,另一名副处长戈晓滨去国防科工委怀柔管理干部学院进修学习。赵主任苦口婆心地劝说,给我摆出在部队工作的发展前景,就是不吐口同意我转业之事。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想出一个下策:只有让他感到我“不可救药”,才能达到目的。此时基地安排的一项连队整顿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开始作起这篇不及格的文章。
大约是1986年的春节之前,基地进行连队管理整顿。那时候,基地人员的组成,干部大约占70%,军工占10%,下班后各自在家属院活动,自由度比较大;战士占20%,分试射、弹勤、光测、汽车、警卫等九个连队,分属于司令部、后勤部和各试验所管理。虽然有连队的营区,但受家属院生活相对闲散的影响,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基地领导决定开展一次整顿,从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抽调干部蹲点调研,汇总存在问题,制定治理措施。政治部抽调我同老干部处干事郭金相参加调研,被派到光测所光测勤务连蹲点,同战士同吃同住,与连队干部、班长、老战士、新战士等不同层次谈话,了解连队存在的问题和各层人员意见,大约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然后由我整理成汇报材料,准备在基地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汇报。汇报前,赵主任叮嘱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分寸。
参加汇报会的有基地和司、政、后首长及各处正副处长,各试验所、试验室领导200多人。记得我是第三个发言,我在台上讲,与会人员在下面听。我把光测连存在的问题讲得很严重,比如,连队干部经常不在岗,在连队吃吃喝喝,吃小灶喝大酒;战士随便出入营区不请假,同地方小混混打架斗殴等,其实也是实事求是地讲问题,只是故意提高点说话语气,让人听起来非同一般地严重。还没等我汇报完,基地政委赵玉山就气得站起来打断我的汇报:“周腊明来了没有?”周腊明是光测所政委,立即起立:“到!”赵政委当场把他训斥了有五分钟,我在台上坐着都感到很不自在。周腊明唯唯诺诺不敢吱声,成了这次会议唯一受到点名批评的人,汇报完后,赵政委、曲慎兴司令员都讲了话,部署整顿方案和要求,又重提光测连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正团职干部,被上级领导当众训斥了这么长时间,在基地成立3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让有关部门领导都感到很没面子,在基地影响很大。
会后,赵吉祥主任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讲的有点过了。”看出他很生气,我也知道,这下捅了娄子,但也窃喜,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周腊明也很大度,散会以后立即着手整顿光测连的管理。后来逐级升任基地副政委,跻身高级干部行列。人早已退休,对我也不计前嫌,到现在也经常微信联系。
汇报会过后两三天,我再次找赵吉祥主任谈转业之事,他知道我转业的决心已定,已经不能再挽留,只是礼貌性地说一句:“看来你是真的下决心了,去找马奔副政委谈吧。”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这一关已过,而且他已经同马副政委沟通过了。当天晚上,我就敲开了马副政委的家门。马副政委热情接待,然后切入正题,表态说:“既然你这么想转业,那就转吧!”转业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同处长高铁庄一起转业,在基地影响很大,原因之一是宣传处组织的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尚未结束,参加学习的干部担心没人组织,学习考试受到影响。原因之二是宣传处三位正副处长先后进修、转业,我任宣传处副处长才三年,在团职干部中年龄是最小的,在干部中议论较多。试验保障所原所长郭富逢人便操着山东胶东口音讲:“宣传处(qǚ)没(mǔ)人(yìn)了。”其实,离了谁地球都会照转。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做转业地方的准备,主要是联系接收单位,一切都很顺理成章。1986年底,回部队办理了转业手续,看望老首长、老同事和老战友,脱去军装,告别了培养、工作19年的军营,开始新的生活。
最后,我还要做一下画蛇添足。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阅了当年百万大裁军的有关资料,再次观看了五集纪录片《邓小平百万大裁军决策内幕》,了解当年大裁军的情况。在冷战时期的1975年,解放军规模已经达到610万人,当年邓小平复出做了几次军队的精简,到1985年,已经裁减到400万人。这次百万大裁军,部署1985、1986、1987三年完成。到1987年底完成大裁军,三总部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裁掉60万军官、40万战士,官兵比例从1:2.45调整到1:3.3。
百万大裁军后,解放军员额保留到300万人,这样员额的部队,既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又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决策高瞻远瞩。30几年过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现代化建设与高科技装备与1985年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这与大裁军中被裁撤的100万军人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我作为这100万被裁军人中的一员,也做出了百万分之一的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