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连载
自 序
人老了都爱回忆往事,自己经历过并深藏在脑海里的事情,什么“千年谷子万年糠”,时不时地会溜达出来。这种怀旧心理,据说是老年人的一种生理反应,“远事忆起近事忘”,是老年人思维的普遍现象。
往事回忆多了,自然想起文人墨客所说的“往事如烟”,似乎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哪有什么往事如烟啊?纯粹是文人墨客追求的那种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式理想,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即使“往事如烟”是他们追求的一种浪漫意境,也只是自欺欺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客观上都不会风吹云散。于一个国家,于一个家庭,于一个正常思维的人,不仅往事并不如烟,而且重要的事情还会载进史册,铭记在心。而现在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大事小情都传到网上,打开搜索按钮,更是无所不知。
对于一个国家,往事就是历史,历史能如烟飘散吗?尤其是国家、民族的屈辱史,那是永世不能忘记的。中国从夏朝建立国家开始,经历了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4100年的历史。在这块国土上的朝代,国家,民族,从开国到更替的历史,都已载入史册。正是4000多年的历史没有如烟飘散,我们才有幸在今天继续传承中华民族文明,享受现代幸福生活。
历史上,无论为国家统一、富强做出贡献的帝王将相,还是强取豪夺、贪污腐败的军阀豪强,他们本身的所作所为都是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他们的“往事”件件都已清楚地记载到史书史册。往事虽逾,那些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人受到后辈的称颂;骄奢淫逸、贪腐谋私之徒,被后人唾骂。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至今还为国人津津乐道。夏桀、商纣、秦桧、和珅之流误国害民则仍为人所不耻。
到了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屡遭列强蹂躏。1840年的鸦片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全面侵华、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可言状的灾难。
对于平民百姓,每个人如沧海一粟,再平凡不过,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虽然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但每一个人的精神和贡献汇集到一起,就是强大的民族力量和民族文化。更何况许多人的教育、修养、家风等各方面可圈可点,为世人所称道。
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在日益强大,人民也逐渐富裕,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明,更没有如烟飘散。从祖先的结绳记事、口口相传,到文字产生以后浩如烟海的史书传记、百科全书,4000多年的往事代代承传,形成今天中华民族独特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奋发向上,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铸就了今天灿烂光辉的中华民族文明,我们才得以坐享其成,并有责任发扬光大。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渺小、平凡,且已年过古稀,经历了新中国至今所有的运动、挫折、发展、富强,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落;有过顺利,也有过磨难。这里把自己点点滴滴的往事记录在这里,目的是把我70年的所见、所闻、所书、所行告诉我的后代,希望他们从我的人生中学到经验教训,承传家风,本分做人,做一个自立自强,勤奋努力的人。
张树纯
2022年6月15日,于新西兰南岛基督城
1.童年挺幸福 少年遇饥荒
我农历1950年11月29日出生,换算成公历是1951年1月6日,那年干支庚寅,当然属虎。听母亲说我是午时出生,午时是老虎吃饱睡觉的时候,老人们断定我这一生不会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忙碌。可事实上,我还在读初小,国家就遇上了三年大饥荒。忆起当年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我能活过来,已属万幸。
我的童年很幸福,无忧无虑,家人疼爱。
我的家乡在辽宁省建平县太平庄乡五间房村,那里地处老哈河(当地人称老河)畔,虽然是山区,可村子所在的河畔东岸,是一块狭长的平地,人称老河川,算是产粮区,比较周围山区,还算富庶。
东北光复后,父亲在汐子镇药店当伙计,当时,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火正烈,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到处抢掠,致使药铺关门倒闭,父亲只能到处打短工维持家计。东北解放以后,父亲报名去抚顺煤矿挖煤。行前,举家迁到老河东岸的五间房村,这里是母亲的故乡。父亲的想法,他去的地方远在千里之外,家里如果遇到困难,母亲的亲戚故交可以照应一下。租住本村张林的两间厢房安顿下老小,父亲踏上了抚顺煤矿挖煤之路。此时当地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新迁户已无地可分,全家人生活只能依靠父亲在煤矿的工资收入维持。
我出生的时候,家人除了父母,还有年已花甲的爷爷、3岁的姐姐。我的出生给父母和家人带来欢乐和希望,无疑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家里的宝贝宠儿。母亲下田干活领着姐姐却背着我,即使淘气的时候,也从来不大声呵斥我,更不用说打屁股了。那时候没有电,照明全是煤油灯,母亲攒上十个八个鸡蛋去合作社卖五、六角钱,换回一瓶煤油一点盐,如果还剩一两分钱,就买上一两个糖球,回来塞到我手里,含上手指肚大的糖球那一刻,美得我好像是世界上最幸福人。
因为家里没有土地,爷爷无地可种,就经常带着我拾柴割草,对我也是疼爱有加。记得我5岁那年,有一次爷爷带我去很远的树林捡树枝,我有点累,想让爷爷背,于是就耍了个心眼儿:“爷爷,我肚子疼了。”爷爷明知是我不爱走路了,还是放好树枝,把我背回家。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辛,哪有钱买什么小玩具、小零食?所谓玩具,就是大人们用高粱秆扎的“西瓜灯”,纸糊的小风车,麦秆或韭苔编的小“塔”……玩的也挺开心。过年的时候,富裕人家杀猪宰鸡,蒸粘糕,包豆包,我们家只能买几斤肉。衣服也是大人穿破给孩子改,大孩子穿破给小孩子改,而且只有过年才能穿上这样的“新衣服”。因此,小时候就盼着过年,能吃上肉,穿上新衣服。记得一到冬天,天冷衣服薄,只能在屋里猫冬,爷爷会经常在火盆里给我和姐姐烧黄豆粒和苞米花,真是又甜又脆。过年买回几斤猪肉,爷爷也不时切上手指大的一条,用纸包上埋到火盆里烧熟,塞到我手里,吃到嘴里那个香啊,后来很多年还不时回味。这样的宠爱,我一直享受到上学。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长,我的幸福生活就被三年大饥荒所断送。
从我读小学二年级开始,三年大饥荒降临,我的经历,不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而是到1962年四年的大饥荒。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可我家还继续过了一年大饥荒生活,直到1963年才有所好转。
回首这段往事,如本文开头所言,我能活过来,已属万幸。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我真实的经历。
三年大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其实这里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国际环境、国策失误、民风浮躁等各种原因。
先说国际环境的巨变。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59年6月开始,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偿还苏联援建项目和抗美援朝欠下的86亿外债,国家领导决定5年还清,远远超过中国国力的偿还能力。中国人民只能省吃俭用、勒紧裤带争这口气。
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国策失误。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操之过急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极左国策,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无形中将国人的生活推入深渊。
所说的民风浮躁,是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刮起的急进风、浮夸风。在我的记忆中,浮夸风更是害人不浅。比如粮食产量,当时有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吹牛标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基层吹牛小麦亩产超万斤,上面就相信。在落实粮食税的时候当然按照吹牛的数字征收,往往粮食的实际产量还不够交纳“公粮”的数额,老百姓吃什么?1958年、1959年我们村就出现这种情况。
当时还有一个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管什么经济基础,全民办起公共大食堂。那年我8岁,每天吃饭之前,就同姐姐一起端着盆去食堂领饭,开始还有点苞米饼子、小米饭,后来就是米汤一样的稀粥,再到后来,就只能领一点苞米秸、地瓜秧粉碎后做的淀粉窝头儿。个人家不准生火做饭,发现谁家烟囱冒烟,就抄家没收所有能吃的东西。到1958年末,公共食堂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可百姓早已经家徒四壁。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本来难以维持的生活雪上加霜。
我家的情况更为惨烈。从1959年开始,国家反销一点粮食以度灾荒。我们村里规定,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生产队发给二两苞米。爷爷已年近古稀,母亲患有肺气肿干不了体力劳动,可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就不给粮食。
父亲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民工队回国后,被安置在八家农场卫生所当医生,当时已调任深井公社卫生所,距家120里,两地生活,每月53.5元的工资,一个月定量28斤的商品粮,还要维持全家7口人的生活。为了全家人度命,父亲把他出诊用的自行车和一块心爱的怀表、一双旧皮鞋都卖了,可在那个通货膨胀的年代,能换回多少粮食?好在深井山区的百姓非常善良,听到父亲生活的囧况,你三斤他五斤地给父亲送来苞米、小米,帮助我们全家度饥荒。
爷爷和母亲把几分自留地全部种上收获快、产量高的菠菜、角瓜、土豆、甜菜。好多时候,煮一锅菠菜,炖一锅角瓜,烀一锅土豆或甜菜就是一顿饭。白天,母亲一个人出去挖野菜,采草籽,我和姐姐每天放学后也拿起柳条筐跟着母亲一起去。那几年,我真是过了一段穷汉吃百草的生活。在家乡土地上生长的野菜、野草,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过,那可不是现在人们品尝的野味,而是上顿不接下顿的主食。春天,吃了地里稆生(植物落粒自生,野生)的荞麦芽全身浮肿,夏天吃灰菜吃得跑肚拉稀……野菜挖光了,就开始捋树叶,杨树、柳树、榆树、槐树、杏树都吃遍了。把树叶捋回用开水烫过,放在缸里沤上两三天去去苦味,攥干拌上盐就是一顿饭。吃的东西没有油腥,排不出大便,人们就抢着扒榆树皮,晾干碾成面掺到谷糠、树叶里,以便能正常排便。能够得着的榆树皮都扒得光光的,远远望去,一片白干杆。即使这样的“美食”,我家也没有能力去享受。在我的记忆中,最艰难的时候,全家一个星期不知粮食啥味儿。
到了1961年末,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初见成效,全国大饥荒基本过去,可我家的好日子还没有来临。我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端午节那顿节日“大餐”,母亲去采了一大筐苣荬菜,掺上一捧高粱面,贴了一锅大饼子,由于菜多面少,拿在手里直散花。这还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平时的生活囧况可想而知。那年夏季,家乡又遭受特大暴雨,老哈河洪水泛滥,冲毁了村子的房屋和农田,粮食基本绝收,老百姓再次沦落成灾民,继续着饥荒生活。
现在想来,这些不幸遭遇除了大的环境,也与村干部的无德有着直接关系。我们村的队长叫张X堂,会计是常X德,有点小文化,创造性地贯彻极左政策,吹牛浮夸,更给村民带来本可以避免的灾难。他们就是“土皇上”,就是村霸,为所欲为。二人勾结贪污社员的口粮和“反销粮”款,中饱私囊。多行不义必自毙,三年大饥荒还没结束,就被村民举报,最终被法院判刑三年,也是罪有应得。
乌云过后阳光灿烂。时光到了1963年,我家的饥荒终于过去。那年,父亲调回家乡太平庄公社医院,结束了十几年的两地生活,节省了生活费用开支。姐姐16岁,感到父母亲过于艰辛,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回乡劳动。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增加了一份收入,生活大有改善。
那段罕见的饥荒经历,也成为我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养成吃苦、节俭、勤奋、努力的品行,让我能乐观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
2.当学生干部也成“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被贴大字报
一、我考上了初中,还成了学生干部
到1963年初,我家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这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三年大饥荒中,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老百姓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二是父亲调回家乡的太平庄公社医院,结束了十多年的两地生活,虽然工资没有提高,但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三是姐姐辍学回乡务农,增加了一个劳动力的收入。
1963年也是我学生生活的转折,这年我结束了六年的小学学习,考入了建平县第五初级中学。家庭生活的改善,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那时候的教育很落后,全县20多万人口,30多个公社,总共才有6所初中,每所初中面向四五个公社招生,全县只有县城完全中学一所高中。第五中学设在奎德素公社,面向奎德素、太平庄、白山、小塘、张家营子五个公社招收生源。当时学校三个年级共六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全校250余名学生,教职员工25人。我们这届学生为1963级,我被分配在二班,全班44名学生。学校规定,距离学校15里以内的学生走读,超过15里的学生住宿,我家距离学校35里,成为当然的住宿生。
尽管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同其他同学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那时候家庭生活困难的住宿学生,国家都发给数量不等的助学金,我享受的是最高标准,每个月5元人民币,加上自己不定期地向学校总务送交小米,每斤小米能返回0.126元,就基本保证了我的伙食费、学费、书费,当然要特别省吃俭用。
那时候的学生宿舍是个很大的筒子屋,两边搭上木架铺上木板,撒上一层麦秆,上面铺上蓆子做成通铺,一个宿舍住二三十个学生。学生放学之后,晚上住宿生上自习课,下自习课后才能自由。这种开心快乐的集体生活,过了三年多,令人难忘。
我在初中的学习不是全班最好的,大致占在上中等,我自己衡量,语文成绩最好,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几何、化学成绩也不错,代数一般,物理最差。副科地理课还不错,体育课不达标,音乐课唱歌五音不全。
那时候的我比较瘦小,性格内向,言语也不多,更不喜欢出头露面,从小学到初一上学期,连个班委、学习小组长都没当过,可到初一下学期开学,一顶“官帽”突然砸到我的头上,让我有点惊惶失措。
那时候的初中学生都是13、14岁的孩子,还有少先队的组织,班里有中队,学校有大队。在我的印象中,学生干部包括少先队干部都不由学生直接选举产生,班里的学生干部由班主任提名,大家举手通过。学校的学生干部由班主任推荐,学校领导确定。我初一年级的班主任叫徐国志,高大帅气,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初二的班主任叫王国权,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三班主任叫任国志,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一年级下学期开学,徐老师就宣布由我担任班里少先队中队长,就这样戴上两道杠的臂章,走马上任学生干部。其实,山沟里的孩子没有见过世面,到现在我也回忆不出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到了初二上学期开学,徐老师调县城叶柏寿下烧锅小学后,由王国权老师接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我又意想不到地戴上三道杠,升任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当时的大队长是63级一班的张宝清(毕业后改名张宝华,曾任建平县人事局长、劳动局局长)。在副大队长任上,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主持少先队员的退队仪式。我从来没有在年级以上的正规场合讲过话,紧张得话都说不好,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真是太让我丢人了。
1965年五四青年节那天,我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自然就退出少先队,没有资格再戴三道杠担任副大队长了。出乎意料的是在初三开始的新学期,又被学校安排进了学生会,担任生活部长。学校学生会由五人组成,主席是一班的王振江,比我大三四岁,生活部长由我担任,学习部长、宣传部长、体育部长已经记不起是哪位同学了。生活部长的职责,是收集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建议,反映给学校负责总务的老师,并把校方的答复或解决方案传递给各班的生活委员,就是起一个上下沟通的作用,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毕业。现在想来,并没有印象较深的往事,实际上也没有做多少工作。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成了“当权派”被贴大字报
1966年将近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在农村学校刮起,先是学习文件,“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开始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
那时候,我一心想着读高中,当时建平县教育部门也确实组织了一次中考,时间大概是1966年6月。我在参加完中考之后,就回乡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等待中考成绩。可没劳动几天,就接到“返校闹革命”的通知。对于抱有一线希望继续读书的我,想当然地返回学校。可迎接我的是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兴起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炮轰”、“火烧”各级领导,名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教室的外墙、老师办公室前、学生食堂贴满了大字报。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大鸣、大放?学生们并不理解,但凡是带“官衔”的都首当其冲,学校的书记、校长、教导主任首先受到冲击。更可笑的是我这个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中了枪,有同学把我作为“当权派”,赠送了一张大字报挂在食堂墙上,说我是官僚主义,不为同学们办事,列为必须打倒的对象。送给我这张大字报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卢洪尊,我的记忆中,他是奎德素公社那立奈大队人,学习中等,平时与我没有太多的交际,也没有多大矛盾,是什么原因送给我这张大字报,与他没有交流,至今是个迷,他人已作古,这事也成为历史遗案了。后来想,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谁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呢?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不理解而被打倒了,何况一个穷山沟里的初中学生呢!
接着就是成立红卫兵。拉起学校红卫兵大旗的是1964级的学生张建富,他的形象、神态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建平县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外围派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拉着老师辩论。
说实话,在红卫兵成立初期,参加红卫兵的都是那些学习比较一般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允许学生干部参加。我当时气不过,联合几个要好的同学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你叫红卫兵,我就叫红卫军,军要比兵大。去县公安局备案并开了介绍信,到刻字社刻了公章,做了一面印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几个字的大旗。就我的性格而言,本来就不善言词,不爱出头露面,成立“红卫军”组织只不过是一时意气而已。大约只有十几个同学参加,不是造反派,也谈不上保皇派,基本属于逍遥派,组织不起什么活动。随着年底我回乡务农,“红卫军”也不了了之。现在想来,这个行动有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三、“破四旧”破到我的表姨家
在中学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破四旧”。
所谓“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开展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起初源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的口号,后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肯定。这场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国家文物、古籍、古迹受到空前破坏。我们学校地处穷乡僻壤的山区,没有人文古迹,学生“破四旧”的目标对准农村的“地富反坏右”,抄家搜罗古书、古物。学生们以班为单位,分赴周围各村寻找目标,大都是生产大队提供线索,红卫兵行动。我生性胆小,看着可怜的被抄家对象,真的有点不忍心动手,但又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能逃避,一般只是参与看堆或搬运,从未动手抄家搜寻。
有两次“破四旧”行动对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到奎德素公社仓子村。大队提供的线索是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妇家,据说是“积谷真天道”道徒,家里有十来口大缸,都装满了小米或米糠,缸里面埋着许多大小不同的佛像和象、牛、龟等动物,都是铜铸而成,抄出有数十件,全部没收。这些抄家没收的物品运回学校都堆放在教室里,后来因我返乡劳动,怎么处理、由谁处理,都不知所终。
另一次是到太平庄公社毛家窝铺村。到那里才知道,大队提供的目标是我的表姨家。她家是富农成分,表姨叫高桂英,姨夫叫毛洪春,年龄都不到40岁,土改时她(他)还很小,表姨从小又是个孤儿,在叔叔家长大,姨夫家里财产在土改时基本被没收,又经过历次运动,早已经家徒四壁,不知道大队为何选定她家为“破四旧”对象。抄家的红卫兵一无所获,只能无功而返,但是把她家的家具、物品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面对着亲戚,我该怎么办?不能制止,不能解释,只能远远地站在院外观看,心中产生一丝丝惭愧。当表姨看到我的时候,我赶快低头走开了。这件事让我一生难以忘怀,但始终没有给她一个解释。
3.北京大串联见到了毛主席
到北京大串联受到毛主席接见,令我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于1966年8月。以大中院校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主要是外地学生到北京,少部分北京学生到外地,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城市、乡村都互相串联。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毛主席一声令下,大串联的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
大串联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鼓励和支持。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联的高潮。此后,毛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26日八次接见红卫兵,大约13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受到毛主席接见。我也有幸到北京串联,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
山区农村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比较滞后。那是1966年11月中旬,建平县教育局还能行使部分职权,要求各中学推荐部分学生并由一名老师带队到北京串联,由县教育局出面,请了若干名县完全中学受到毛主席接见过的高中学生做联络员,具体联系首都红卫兵接待站安排食宿,我也有幸在被推荐之列。我记得学校带队的是负责总务的王士学老师,负责我们学校学生串联的联络员叫什么名字记不起了,只记得是个黑水公社的一名高中三年级男生,高高的个子,戴付眼镜,文质彬彬,很负责任。
我们学校被推荐进京大串联的有50多人。能被推荐去北京串联,感到无限的荣耀,可以去向往已久的首都见世面,更可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名单确定之后,赶紧回家准备。家里人听到我去北京的消息也非常高兴,父亲给我10元钱,嘱咐我注意安全。母亲给我准备衣服,还给我蒸了馒头让我路上吃。已经快入冬了,我还没有棉衣,姐姐把她的绒裤借给我。
被确定进京串联的学生统一在县城集中,当天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由于人太多,我是由车窗爬进去的,车上的人挤的挪步都困难,行李架上,坐椅底下,厕所、过道,全是进京串联的学生,想吃饭、喝水、上厕所,基本没有可能。不知道火车开了多长时间,终于停在了北京站。
经联络员的努力,由设在先农坛体育场的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地处永定门外木樨园的北京市服务学校。住的是学生宿舍,由厨师专业的学生给我们做饭做菜,在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是大米红豆饭,学生们一边辩论一边为串联学生服务。我们班的学生每天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逛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各大公园也玩了个遍。还有一项重要事情,就是到处寻找卖毛主席像章的地方,那时候毛主席像章是最珍贵的商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在第三天或第四天,终于花5分钱买到了一枚小手指肚大的毛主席像章,开心的不得了。
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通知。那是11月24日,联络员接到通知,2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我们要排成游行方队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并传达红卫兵接待站传来的上级要求:遵守时间,服从指挥,注意安全。同学们当时就兴奋地跳起来。
25日天还没亮,我们就到了长安街北京站附近集结。11月下旬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我们都没有穿多少御寒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但想到能见到毛主席,再冷也要坚持。大约等了有五六个小时,前边传来消息,已经开始检阅。又过了一会,队伍开始向前移动。大概是心里着急见到毛主席,觉得走了很久,才听到前面传来呼喊的口号声。
通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眼睛都怕眨一下地盯着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领导人,距离虽然很远,还是能看清领导人的脸庞,毛主席、周总理、林彪,说实话,当时只是不错眼珠地盯着毛主席,其他人不认识,也没兴趣辨认。看到毛主席挥手那一刻,心真的像蹦出来一样,人已经过了天安门,还一步三回头往天安门上看。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这次毛主席接见由康生主持,近距离站在毛主席两边的,除了周总理、林彪,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
后来从报纸上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分两次三地:25日在天安门上接见了70万人,26日又乘车分别在天安门广场和西郊机场接见了150万人。
回到学校也才知道,没有被推荐的同学,也自行前往北京串联了,而且住进了中南海,也参加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比我更幸运。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党中央就发出通知,停止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就地闹革命,撤消了各地设置的红卫兵接待站,大致到1967年初,大串联基本结束。
大串连期间免费交通,免费食宿,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全国铁路、公路、海运等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混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我在北京滞留了大约半个月,由老师带领统一返回。回到学校后,原打算联络部分同学去沈阳,后来听到党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打消了再出发的念头。另外,外面社会秩序混乱,父亲也怕我不安全,劝我回乡劳动。就这样,到1966年底,我彻底脱离了奎德素中学的学生生活,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活动,回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成为一介农民,也彻底泯灭了我读高中的学习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