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续上期
14.走进辽宁省档案馆 开启我的档案人生
转业申请被批准之后,交接完工作,就回沈阳联系接收单位了。几经努力,最终被安置到辽宁省档案馆,开启了我后半生的档案工作生涯,这一干就是24年,直到退休。
在那个年代,军队军官转业地方,在安置上遇到很大困难。本来,各地方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政策,许多单位领导指数已经超编,百万大裁军裁下来60万军官又压到地方,需要相应职级的安置,各级政府都感到压力很大。为了尽快解决这60万转业军官的安置,各级政府都设置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简称军转办),部队军级、独立师级的单位,也向各省、市、自治区派出专人,负责同军转办的协调,以求妥善安置每一名转业军官。1986年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派驻沈阳的军转交接干部叫程占奎,仪器试验室工程师,负责三十一基地转业到辽宁全省的军官安置,在沈阳住了一年多的招待所,工作认真负责努力。那年三十一基地安置到辽宁14个市的转业军官有50多人,安置到沈阳的有十几位。
为了使军、地交接双方和转业军官个人都比较满意,安置方法采取多种形式:转业军官自己联系接收单位;军转办推荐接收单位;召开双向选择安置大会;军转办指派等。所谓双向选择安置大会,就是把每一位转业军官的自然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务、党籍、履历等,登记到一张表上,把这张登记表分师、团、营、连以下不同级别悬挂到大厅里,用人单位自己去挑选,选中的即可“摘牌”,被摘牌的人如果同意了,双方即达成安置接收协议,转业军官戏称此作法为“骡马大会”。双向选择安置大会后没有被摘牌的转业军官,由军转办联系单位指派。
在这样的安置形势下,我给自己确定的标准不高,只要有适当的单位接收即可,没有职级上的要求,因此,转业安置也比较顺利,说来这还是妻子帮的忙。
妻子从小生活在辽宁省政府附近。省政府大院原是上个世纪20年代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所在地。省政府大院里有一座建筑宏伟、风格新颖的大楼,原是东北大学图书馆,后来是辽宁省档案馆,当时档案馆还有解放军站岗,妻子小学同学的父亲在这里工作。妻子还是在宁山路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曾带她到过这里,给她留下的印象,感觉这里既宏伟、庄严,又很神秘,令人羡慕,产生一种向往感。在我寻找接收单位一筹莫展的时候,她突然想起这里,大概是想让我代她实现理想吧,遂向我介绍起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和感觉。之后,她带我去地处省政府南门外的辽宁省粮食厅,找到她父亲的老同事于运昌,妻子叫他于叔。于叔是省粮食厅的档案员,还是辽宁省劳动模范,妻子认为档案工作的同行应该有联系,就请于叔介绍我去辽宁省档案馆工作。于叔办事特别认真,借工作机会把我推荐给省档案馆档案信息开发利用部的韩凤彬,韩向馆长孙景悦汇报了我的情况,孙馆长一锤定音,接收。
事情就这么简单顺利。我没有见过韩凤彬的面,更没见过孙馆长的面,没花一分钱,就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工作单位。
其实当时我也是有点杞人忧天。当时的社会风气开始刮起请客送礼之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所谓社会关系。我19年军龄的副团职军官,转业费只有2400元人民币,哪有钱送礼?大山沟农民出身,在辽宁省会的沈阳市更没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在转业安置上一时产生急躁情绪。现在想来,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好人还是很多。在双向选择安置大会上,就有两个单位向军转办表达了对我的接收意向:辽宁省人民医院愿意接收我去医院出任宣传科长,沈阳市委宣传部也表示欢迎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当时的想法,辽宁省档案馆已经表态愿意接收我,我必须心怀感恩,不能得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就这样下决心落户到了辽宁省档案馆。
双向选择安置大会后,就算落实了我的接收单位,心理轻松了许多。某天上午,我就前去省档案馆拜访领导,馆长孙景悦热情接待了我,一接触就感觉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长者。孙馆长首先表示欢迎我到辽宁省档案馆工作,并向我介绍了辽宁省档案馆的基本情况,包括保管档案的情况,档案工作的职责,内部的机构设置等。我对档案馆一无所知,听了孙馆长的介绍才知道,原来档案馆保管的不是人事档案,而是现行和历史上的文书档案。对将来的工作,孙馆长向我征求有何想法,听他介绍内部机构设置时提到,档案馆设有编研部,负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我比较喜欢文字编辑工作,就提出希望分配到编研部。他好像事先了解过我在部队的经历,当即表示可以考虑。这样,到档案馆的具体工作也得到落实。
9月末的一天,接到省档案馆转来的电话,邀请我国庆节后就上班。当时我还没有办理转业手续,按照规定,应该在1987年元旦之后才能上班,但碍于档案馆领导的盛情,还是决定国庆假期后的10月4日去报到,就算给新单位做两个月的义工吧。报到那天,孙馆长把我送到编研部办公室,并向未来的同事们作了介绍。这天也成了我改变后半生的工作、生活第一天——从此,开启了我的档案人生。但直到年底,我才向领导请假回部队办理转业手续,向部队的老首长、老同事、老战友告别,过了元旦假期就正式到辽宁省档案馆上班。
上班后才知道,辽宁省档案馆在百万大裁军中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单位。1985年是百万大裁军的第一年,省档案馆就接收了6名转业军官,1986年又接收了接收了12名。一个本来就不是很大的单位,两年接收安置18名转业军官,这在辽宁全省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说来,要特别感谢老馆长孙景悦,是他对解放军的特殊偏爱,让我们这些转业军官受益安排到省档案馆,实现了从部队到地方的平稳过渡。
后来了解到,孙馆长也是一名老转业军人。1931年出生的他,1947年16岁就参军入伍到东北野战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被抽调到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学习机要译码。完成培训后分配到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当机要员。1950年末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全部五次战役,后负伤回国治疗,从部队转业后曾在东北档案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五•七战士”,被下放到建平县一个“两山夹一沟,步步踩石头”贫困山区插队十年,在那里劳动还摔断了左腿,落下残疾。1978年落实政策回到沈阳,任辽宁省档案馆馆长。他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亲身体验过军人的流血牺牲,欣赏军人的素养和奉献精神,在百万大裁军中才做出如此壮举,让这么多转业军官得以安心地方工作。
如前所述,在百万大裁军中,有60万军官转业地方安置,让本来领导指数已经超编的各地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降级安置。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技术军官安排技术岗位,连、排级军官不安排领导职务,营以上军官降一级,降两级,甚至降三级安置。我作为副团职军官,分配到省档案馆没有安排任何领导职务,降职何止三级?与我一起安置到省档案馆的转业军官中还有一位副团职,原是38军教导队政治处主任;还有一位是军队院校的讲师,技术八级,对应正团级工资待遇……两年接收的18名军转干部,大多数是营以上军官,档案馆都没有安排相应职务。大家都很理解,一个副厅级共110人编制的省档案馆,哪有那么多领导岗位呀?好在孙馆长和领导班子心中有数,政策逐渐得到落实。半年以后,随着业务的熟悉,我被任命为编研部的副主任,算是正科级。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历史档案二部主任,算是副处级中层干部,恢复到我在部队的职级待遇。
15.入行档案 一干就是二十四年
作为一个在部队生活惯了的军人,初到地方工作,方方面面都不习惯,虽然档案馆不像有些机关那样,有着诸多的潜规则要你去适应,但这里也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人际关系、用人标准以及工作性质、工作特点等各方面,都与部队大相径庭。我在省档案馆工作了20多年,直到退休也未能完全适应。
在部队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讲究的是服从命令,遵纪守法,令行禁止。上下级关系、同事之间关系相对简单,不用顾及太多的人情世故,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同事会看见,领导也会重视,升职、福利、待遇,都不用拉关系、送人情,达到了规定的条件,“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在职级待遇上,即使没有领导职务,也会给你相应的非领导职务。在生活上,从服装到住房,更是不用自己操心。近20年的部队生活,也养成了我一生的军人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真诚对人,不玩心计。
在地方就不一样了,很多情况下是自己管理自己,爱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尤其是有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文人相轻,以人划线,见怪不怪,深受其害。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这样说并非无中生有,自我诋毁,而是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刻的体会。尤其是近些年的不正之风,请客送礼,拉帮结伙,屡禁不止,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辽宁省档案馆是省委、省政府直属的副厅级事业单位,当年管理着唐、明、清、民国、新中国各个时期140多万卷档案。在编人员大约110人,其中有落实政策的“文革”下放干部,“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军队转业干部。而大部分人是改革开放后“五大”(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夜余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调入的年轻人,还有部分在编工人。
我一脚迈进档案馆,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环境,对我的修养、知识、能力等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经历的事情,有时候让我哭笑不得。
记得上班第一天,就碰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情。那天坐在办公桌前进入新角色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听到走廊有一位女士高声说话:“老董,你们部来的那个小子咋样?老实不?坐得住不?”老董是我的新领导,省档案馆编研部主任董惠云,是个很有修养、很有能力的人。没听到她怎么回答,估计是摆手制止了这位女士的高谈。
当时心里感觉非常不舒服,我一个部队团职军官,在部队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连部队首长都高看一眼,到档案馆怎么成“那个小子”了?难道这就是我心中这座庄严、神秘的殿堂里的人说话?这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说话?可新来乍到的第一天,我又能说什么呢?后来静下心来细想,这大概就是省档案馆的用人标准:老实,坐得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要入乡随俗,努力适应。于是,我从锻炼“坐得住”开始,一点一点让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坐得腰累了,就在原地站一会,直一下腰再坐下,除了去卫生间,中间休息都不离开办公桌。这样练了大约一个星期,完全适应了办公室的“坐功”。怎么适应“老实”呢?我的性格本来也是爱静不爱动,不喜欢高谈阔论,那就保持本色性格,少说多做。至于是否得到同行的认可,就不去计较了。
更大的挑战接踵而来。1987年6月,我担任了编研部副主任,跻身正科级中层干部,也算给我一次小小的落实政策。尽管是这样,在编研部内也引起个别人的嫉妒,给我一次“眼罩”戴,让我经受了一次修养的考验。
那是1987年8月,编研部的同志集体休假去青岛、烟台。同行的有一位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调干生,叫刘某某,老档案工作者,是位残疾人。在日常工作中,我很尊重他,尊称他刘老师,工作上也注意不与他发生任何交叉。这次一起出行,在方方面面都细心照料他,可他还是不满意,借口床位不舒服大骂我一通、指责一通后又摆起老资格:“我当兵的时候你才出生,你有什么资格给我当领导?”说我是“牛打江山马坐殿”。听了这话我才明白,这是对我任编研部副主任发泄不满。骂了大约20分钟,我一声没吱,同事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过后思量,这也是档案馆里一些人的不良作风,功夫不放在工作上,争权夺利数第一,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们的党性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次事件给我今后的工作和为人处事都敲响警钟:不与人争,近君子远小人。
1989年,我任历史档案二部主任不久,某领导找我私聊,听说我原部队所属国防科工委系统,马上高兴地说:“哎呀!巧了,我原来所在单位也是国防科工委系统。”后来才了解,哪有这事呀!他说的那个年代国防科工委还没成立呢!当时也反应过来,原来是想同我拉近乎。我在部队培养的作风,是服从领导,努力做好领导交办的工作,但平时不喜欢同他们走得过近。这位领导见拉拢不成,遂视为异己,一系列违反常规的做法让我迷茫,心理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
1992年年末,历史二部档案库房保管员调走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任,我临时兼任了保管员工作。1993年春节休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就将库房钥匙交给新调来的副主任。节后上班有人查档,调阅张学良访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照片,副主任不熟悉馆藏,没找到该照片,于是报告馆领导,说这幅照片丢了。丢失档案,这在档案馆是件大事,按常理的处理方法,应该首先询问我这个临时保管员,确定是否真的丢失,然后在查找档案的同时,追究责任人。当时主持档案馆工作的某领导做法,先成立由副馆长高淑英负责,办公室主任、保卫干事、历史二部那位副主任组成调查组,先做“有罪”推定,认定我这个临时保管员有责任。我休假期满上班后,立即把我叫到馆长办公室,由领导带领调查组全体人员找我谈话,问这幅照片怎么丢失的。我说哪丢失了?节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越山研究员还调阅过,我已经归入原卷。说完,带他们一起进入库房,在满铁照片案卷里取出这幅照片。所有在场的人一言未发,调查也不了了之。
1995年年中,又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民国政府东北行辕档案中的美元不见了,某领导又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的失职。这次我干脆没理会,让他们查吧!不用说老档案人,就是一个外行人也知道美元不是档案,不可能作为档案收藏,档案馆收藏的是钞票发行机构归档的样票,而从不归档市面流通的钞票,即使是美元样票也只能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怎么会收藏到辽宁省档案馆?再说,这个全宗档案已有近50年历史,期间保管单位多次变换,经手的管理人员无数,怎么这些不是档案的东西始终在案卷里保存着?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挟嫌报复,一个老档案人会对这样浅显的问题进行调查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调查自然不会有结果。
对于这样的环境,我一直努力适应着,既不毫无原则地庸俗附和,也不感情用事同他们“顶牛”,任何场合都守住自己做事的原则,守住做人的底线。
我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说这些也不是忌恨某些人,我只是想说,就人事关系而言,地方要比部队复杂得多。我比较单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性格,有话直说,坦诚待人,不玩心机,不卑不亢,更不划线跟人,与每位领导都尽量保持“等距外交”。因此,转业地方工作20余年,与某些世俗还是格格不入,唯一的追求,是努力工作,认真做好每一件份内的事。
从1986年10月转业到辽宁省档案馆,到2011年1月退休,在档案战线上这一干就是24年,不敢说多有成绩,但可以自豪地说,承担过的无数项工作,都圆满完成。在历史档案二部负责1931年至1948年辽宁省级档案和日本侵华机构满铁档案资料的管理,在辽宁省档案局编辑《兰台世界》月刊10年,为辽宁省政协编写《辽宁省政协提案志》,作为主创人员参与省委、省政府举办的《辉煌历程——辽宁解放6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展》筹展,为省档案局(馆)编辑出版《奉天纪事》等项工作,都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和表扬。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参加编纂出版档案史料20余册;主持整理满铁社报,由技术部缩微拍照胶片80盘、2880延长米、近6万个画幅,由我与技术部主任魏世润送日本柏书房出版社出版;主编出版专题论文集10余部;自己或与他人合作撰写并出版著作4部;在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其中大半是档案专业、历史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这样的学术的成果,在辽宁省档案馆还很少有人达到。
我还清楚地记得撰写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情景。
我在省档案馆从事史料编纂第一项工作,是编纂《辽宁省对资改造档案史料汇编》。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每编纂一部档案史料,最少要撰写并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在编纂这部史料选材过程中,发现营口市的对资改造时间快,效果好,资料全,于是我就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档案,写成《营口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该史料汇编编纂工作完成了,我的文章也写完了。稿件送给省党史办,他们看到是有关营口的文章,就推荐给营口市党史办,很快被《营口党史研究》刊发。这篇文章的发表,给我增添了信心。
此后,利用管理档案的优势,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年最少发表两篇学术论文。这个目标一直坚持到退休。
工作和学术两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为我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提供了条件,1989年被评为档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馆员,1994年晋升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副研究馆员,2000年晋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研究馆员,也算是对我学术研究水平和成果的肯定。
回顾24年的档案工作之路,有艰辛,有挫折,有成功,也有迷茫,更多的是全身心投入的平凡工作,还有取得点点滴滴成绩的喜悦。档案事业是再平凡不过的工作,整天摆弄的是“旧纸堆”,可守护的是国家的历史,认真,敬业,勤奋是档案人的品德。我从这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也找到了人生的快乐。看到一起入伍的战友,有的成了军级、师级首长;一起从事档案工作的同仁当了馆长、局长,我既不嫉妒,也不眼热。坚守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做人原则,我为此感到满足和骄傲。
16.第一个发表论文确定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具体时间
我从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档案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比较注重对档案知识和东北地方史的学习,包括中共满洲省委(最早的东北地区党委)的历史。学习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新领域,或者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查证,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具体时间就是其中之一。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尤其是东北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14年,我们党的生存条件异常艰难,早期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历届满洲省委的领导人,大多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致使新中国建立后的地方党史研究既缺少资料,又少有当事人佐证。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时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对东北地区中共早期活动的研究,从1947年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组织撰写《东北抗联历史初稿》开始,就在查证满洲省委成立的时间和过程。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也从未中断对满洲省委活动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是加大了对东北地方党史的研究力度。由于缺乏历史资料,研究主要依据散存在档案中的零星资料和当时地下党员的回忆录。
关于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时间,根据哈尔滨地下党员阮节庵的回忆,确定为1927年10月,具体哪一天?怎样一个成立过程?无从查证,几十年都用这个模糊时间。
1987年,中央档案馆决定编辑出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将“中央文库”收藏的关于东北地区的革命历史文件汇编出版,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档案馆具体负责,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1987年8月至1988年12月三次共两个多月,到中央档案馆复印有关文件资料,并具体承担了第一、二两册的责任编辑。在编辑《汇集》第一册的时候,发现第一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陈为人撰写的《为人对于满洲的报告及提案》,向在上海的中央局报告了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的时间、过程、决议和开展的工作。明确向中央报告,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于1927年10月24日,还报告了省委领导的设置、分工、党员分布及满洲省临委开展的工作,多个问题与党史研究现状大相径庭。看到这份文件,真是喜出望外,这不就是东北地方党史研究人员查证几十年未果的最直接、最可靠史料吗?我立即动手,撰写了一篇论文《中共第一届满洲省临委研究的几个问题》。
我自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不仅解决了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具体时间这个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还纠正了东北地方党史研究中的一些谬误。
论文写完了,投哪家刊物发表费了一番心思,我认为,这是辽宁党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当然应该发表在辽宁的党史研究刊物《党史纵横》。稿子送给《党史纵横》总编高矩,他也认为论文很有价值,告诉我已经编入1989年第6期,并送党史办主任李清霖审定。不久,高矩打来电话,说李主任看了稿子,认为这类文章太多了,不能再发。对这种退稿理由虽然很不理解,又无可奈何。于是,转投辽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季刊《东北地方史研究》,总编张志强看到稿子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打来电话说:“你的文章非常有价值,第一个查实了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具体时间,解决了东北地方党史研究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决定发表在1990年第一期。”并开玩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查证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具体时间的专利就归你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已经从1990年开始陆续内部出版发行,陈为人就满洲省临委成立给中央的报告随着汇集的出版也已公布于世,应该说,是陈为人坚定的党性和组织观念,为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党史资料,使满洲省委成立的具体时间得以水落石出。
陈为人作为中共第一届满洲省临委书记,为东北地区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保存“中央文库”呕心沥血。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不仅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遭到破坏,连保管党机密文件的中央文库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陈为人临危受命,成为中央文库的守护人。为了保护这些文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冒着生命危险,几度更换中央文库的藏匿之处,还曾亲手抄录备份这些机密文件。长期超负荷地工作,致使陈为人于1937年3月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为了保护中央文库,除了陈为人,还有地下党员郑文道、缪谷稔也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里把我撰写并在《东北地方史研究》刊载的《中共第一届满洲省临委研究的几个问题》附录在这里,以飨有兴趣的读者。
17.我发现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曾引起国内外轰动
1994年,辽宁省档案馆在《民国档案》第二、三期上公布了《满铁档案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这组史料由我发现、整理,组织人翻译,并撰写近4000字的前言加以介绍。这组史料的公布,不仅给史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也给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提供了新的证据,为我国的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档案局的高度评价。
1988年末,我这个迈进辽宁省档案馆两年,还没有进过档案库房的新兵,被任命为历史档案管理二部主任,负责管理满铁档案资料。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它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我国东北设立的最大殖民机构,是代行国家职权的“国策会社”,作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四大支柱(关东军、关东厅、奉天总领事馆、满铁)之一,经营掠夺我东北40年,几乎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所有活动,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形成了满铁档案。也可以说,满铁档案是日本侵华的记录和侵略者自己书写的直接证据。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满铁档案18000多卷,其中文书档案13000多卷,还保存日本对我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日文资料5万多册。这些档案资料1979年4月进入辽宁省档案馆后,馆里按照原文书档案分类原则整理上架,并复印装订了卷内目录。因限于日文语种,利用者不多,到我接手管理时,在信息开发上,除吉林社会科学院解学诗教授主编的《满铁资料选编》外,基本没有开发。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都知道,这片处女地埋藏着“金子”,是一个研究日本侵华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宝库。
为了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也为了探寻满铁档案里究竟有什么宝贵资料,我开始“探宝”工作,在完成正常管理工作之余,便一头扎进库房,一面学习中国近代史、东北地方史,一面逐卷逐页翻阅、记录满铁文书的主要内容。即使节假日前夕的集体娱乐活动,别人跳舞、打扑克、下象棋,我也埋头在库房翻阅档案。到1993年底,我已翻阅了全部的满铁文书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学识眼界之内,真的发现了许多“宝贝”,据此撰写并发表了十多篇日本侵华与满铁活动的学术论文。
《民国档案》公布的这组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也是在翻阅档案时发现的。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我翻阅满铁调查部的一个案卷,一个醒目的标题“南京特务机关”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件封面盖有“机密”戳记,再看内容,是南京特务机关写的三次工作报告。我知道,日军特务机关是侵华日军的一个部门,负责情报和已侵占地区的地方事务,不少满铁社员参与这一特务机构,随日军行动。一看成文时间,正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我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我30万同胞这一历史定案,直到现在日本右派势力还在极力否认这件事印象深刻,于是我就开始阅读起来。因为档案是日文,只能粗略地理解档案内容,还是发现了掩埋3万多尸体、收尸队规模、所用处理尸体经费等记载,顿时兴奋起来。为了慎重起见,我又查阅了记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其他资料和著述,请精通日文的同事帮助准确翻译,确认这组史料确有重要价值,遂向省档案馆领导作了汇报。馆领导也很重视,在设置展览橱窗时,将这件档案专樻展出。在展出期间,时任辽宁省政府省长岳歧峰等许多省里的领导和外国朋友参观过这件档案,岳歧峰省长还嘱咐我们要妥善保管。
1994年初,辽宁省档案馆决定公布这组档案,并同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联系刊发。由我撰写了近4000多字的前言,对这组档案的背景、内容、价值做了介绍。为了把握起见,《民国档案》编辑部请有关专家对该组档案进行鉴定,认为这是战后首次发现由日本侵略者自己形成的记载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对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具有重要意义,遂决定在《民国档案》1994年第二、三期连载。
就在《民国档案》第二期即将出版的时候,日本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1994年5月3日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宣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一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胡言立即引起世界舆论大哗。新华社5月9日发布了《南京大屠杀历史铁证如山不容否定》的电讯稿,报道了在满铁档案中发现侵略者自己形成的记载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消息,并部分公布了这组档案的内容。顿时,引起世界各国舆论的注意。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辽宁日报》等国家和国内各省市大报都在显著位置,以突出醒目标题转载了新华社电讯。日本《朝日新闻》、美国《侨报》等数十家亚洲、世界各国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转载或播报新华社电讯稿。德国《新闻周刊》对《民国档案》编辑部作了电话采访,并作了及时报道。新华社辽宁分社、《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开放日报》等十数家新闻单位派记者到辽宁省档案馆作了专门采访,就档案内容、发现过程等作了报道。
这组档案的公布在日本新闻单位和驻华使团也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新闻社北京支局长下田邦男专程就此事采访了辽宁省档案馆。《人民日报》报道的当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就给《民国档案》编辑部打电话索要刊物,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一天三次给辽宁省档案馆打电话索要资料。日本国内一些有关机构和书店也纷纷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订购《民国档案》。
档案的公布,在国内的档案界、史学界也引起很大反响,有的专家或打电话或写信向辽宁省档案馆表示祝贺,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档案的公布再次使南京大屠杀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公布侵略者自己形成的档案,借侵略者之口还历史本来面目,可说是铁证如山,其作用是其他任何资料都难以替代的。
在铁的事实和强大的世界舆论谴责下,永野茂门被迫宣布辞职。
事后,我应江苏省档案局《档案与建设》杂志社约请,撰写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是怎样发现的》一文,在该刊发表。
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一件有证据价值的档案史料,这在档案界和史学界是很平常的事,但这组档案史料的发现引起如此轰动,却是极少有的,也出乎我的意料。通过这件事,我悟出这样一条道理:从事任何工作,都应该做一个“有心人”。所谓“有心人”,首先要有敬业之心,要热爱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事。其次要有钻研之心,要掌握工作规律,学习、研究与之关联的知识。
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能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很引以为荣。我的所做,只是对工作尽一分职责而已,压根就没想受到表扬或褒奖,但事后领导对此事的处理,却让我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当时辽宁省档案局与辽宁省档案馆分设,档案局是行政机关,在省委院里办公,职工称之为南院;档案馆是档案局领导下的事业单位,设在在省政府院里,职工称之为北院,南院、北院相隔十多公里。有一天局长艾鸿举到北院办公,在一起闲聊中对我说,你发现的这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公布后,反响非常大,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档案局的高度评价。我听到这话,真还高兴了一阵子。
但最终的结果,却让我无语。档案公布以后的某一天,档案馆某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谈了一通开发档案信息重要性之后,谈到这组档案公布后的社会反应,没有一句肯定或鼓励的话,反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历史一部的同志反映,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件档案。听到此话我当时就想,早就知道为什么没有汇报,没有展览,没有公布?还不是没有看到档案的价值!当时让我无话可答。领导为什么这个时候同我说这样的话题?后来细想,大概是警告我不要把工作成绩往自己身上揽吧。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1996年年末,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告诉我:这位领导把你发现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一条重大业绩和特殊贡献,申报国家奖励了,并为我愤愤不平。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想到他当时对我的警告,原来这个工作成绩应该属于领导。心里虽然不平静,但面对这样的领导,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件事,难道领导批准了下属的工作,成绩就归属于领导吗?是的,批准公布档案,是《档案法》赋予档案馆长的职责,难道履行了职责就是自己的的重大业绩、特殊贡献吗?在荣誉、利益面前,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一个正派人都应该明白怎么做。
对于这件事,我早已释然,20多年来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现在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和感触写在这里,并不是要同谁计较一下,而是想通过这个事情告诫我的后人:做事先做人,对于利益和荣誉,属于你的要谦恭,不属于你的莫伸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