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续上期
18.我做了十年《兰台世界》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切入正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我工作十年的《兰台世界》杂志社。
《兰台世界》杂志社是辽宁省档案局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兰台世界》是辽宁省档案局创办的档案月刊，以“宣传党和国家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交流档案工作经验，服务档案工作人员”为宗旨。为了经营这份刊物，专门成立了杂志社管理。杂志社成立初期，内部编制实行多元化，有行政编制，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还有自收自支编制，直到2005年才完全由自收自支编制人员管理，2018年在辽宁省档案局（馆）体制改革中划归《辽宁日报》报业集团。
辽宁省档案局（馆）的体制机构每隔几年就要调整一次。1986年底我转业的时候，省档案局是省委、省政府直属的正厅级机关，省档案馆是副厅级事业单位，由档案局领导。1995年，从中央到地方档案机构大调整，实行局、馆合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行使行政、管理两种职能，正式名称为XXX档案馆（局）。后来在工作中发现，档案馆不具备行政职能，“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使行政职能的档案局工作不顺畅，于是又把名称改为XXX档案局（馆）。
在这次机构调整中，省档案馆水涨船高，原来的副馆长转身成为副局（馆）长，正处级升为副厅级。人员尤其是中层干部就要重新调配，这不仅为工作人员发展带来机遇，也给之后的不正之风创造了机会。
在这次调整中，我从历史档案二部主任调任《兰台世界》杂志社担任副总编，虽然保留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编制，却做着自收自支单位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当时省档案局设在省委大院，职工称之为南院；省档案馆设在省政府大院，职工称之为北院。南北两院相距15公里，一年除了少有的几次会议，很少来往，人员之间也不很熟悉。局馆合一后，局（馆）长坐镇南院，北院也就是档案馆这摊，由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现已升任副局（馆）长主持。
在杂志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一次，时任局（馆）长艾鸿举同我谈话，他说，“对档案馆那边，除了原则大事我必须过问，在工作方面，包括人事安排我都不插手。杂志社也不错，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局馆合一编制以后，又带来许多新的矛盾，有行政编制，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还有自收自支编制，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办公室，相同的工作两种待遇，造成工作人员心理失衡。
当时的《兰台世界》杂志社体制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编制7人，其中有5人属自收自支编制。要保证正常出刊，还要保证他们的工资、福利，处境很是艰难。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企业改制的高潮，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大量企业破产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国民经济衰退，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兰台世界》杂志作为档案工作指导性刊物，基本是公款订阅，发行量逐年减少，要生存下去，就要想门路多挣钱。杂志社的同事们共同努力，在提高刊物质量上下功夫，增强趣味性、可读性，以扩大发行，并加强广告的承揽，扩大刊载范围，实行薄利多销。
我不懂经营，作为副总编还得尽职尽责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经营、发行工作，一方面加强同各市、区、县档案部门和大企业的联系，尽量扩大刊物的发行——辽宁的14个省辖市几乎每年都要跑一遍，100个县级县（市）、区，只有远离陆地的海岛长海县没到，两次购买了船票都遇到台风而未成行，国有大型企业也走了大部分。另一方面，在文字上多下功夫，加强读者喜欢、可读性强的栏目约稿，有时候自己也“爬格子”撰写一些。采访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事迹，撰写通讯或调查报告，加强典型报道，以达到交流档案工作经验的目的。
1999年初，总编刘永庆退休后，由我主持杂志社工作，肩负了刊物正常发行和保证员工“吃饭”两大责任，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扩大发行量，在刊物开本、用纸、栏目设置等各方面都做了调整。
那个年代，稿件大部分还是手写，电脑打字的很少。选稿编辑要逐篇、逐句、逐字地修改，打字排版后，对清样要进行三次校对才能付印。《兰台世界》刊物48个版面，每次校对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五号小字，包括标点符号，逐字检查一边，连续看十几个小时清样，让人难以承受。就是这段时间的校稿，把眼睛弄坏了，到退休的时候，眼睛花得半瞎似的，配戴的老花镜左眼480度，右眼580度，连80岁的老人试戴都迷糊。
这期间的工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对全国劳动模范的采访。这也是我主张新设置的口述档案的栏目内容。对他们进行现场采访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以他（她）们的名义发在《兰台世界》刊物上。这项工作是与档案征集处吴景山同志一起完成的，由吴景山负责联系被采访人，我负责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刊发。我采访过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全国服务战线标兵李素文、全国劳动模范郑忠文、孙作树等十几位著名的全国劳模，刊发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这个栏目因我调离《兰台世界》杂志社而撤销，采访劳模自然也随之停止。
经过几年的努力，《兰台世界》杂志也有很大的进步。我接手主持该刊物工作时，《兰台世界》在全国近30家档案期刊中，排名第25位（由档案学专家根据发行量、转载量、阅读利用量以及栏目设置等综合评定）。经过杂志社同仁的共同努力，不仅保证了杂志社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还略有盈利，使《兰台世界》在全国档案期刊中的排名晋升为第6位，除去三家国家级档案刊物，在省级档案期刊中排名第3位。在2000年第三次、2004年第四次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中，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中文（档案学类）核心期刊。
十年的杂志编辑工作、经历，让我丰富了人生，回想起来收获多多。
一是提高了文字把握能力。编辑一篇稿件，就要研究它的主题、层次，对于语言表述要字斟句酌，对标点符号都要进行规范，长此以往，推动并提高了自己的文字能力。
二是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了平台。为了提高刊物的可读性，就要设置读者感兴趣的栏目。稿源主要是约稿，当约稿供不应求时，就要自己动手撰写。我发表的200多篇文章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在《兰台世界》发表，有历史研究、档案工作方面的论文，有本刊评论，有调查报告，还有人物专访等。
三是同省内各级档案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工作提供了方便。在刊物发行和采访过程中，我走遍了辽宁14个省辖市和所属的100个县（市）区，与很多档案局、馆、室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成为知心良友，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比如建平县档案局（馆），我曾帮助他们布展、编书，他们也以扩大《兰台世界》发行给我工作支持。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在我退休之后，我将收藏的近2000册图书无偿捐赠给他们，其中不乏珍贵的史料，比如整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文件汇编（1921-1949）》，全部70册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清代金毓绂编辑在《辽海丛书》等等，丰富了他们的馆藏，也为利用者提供了方便。
四是熟悉了刊物、图书编辑、出版的流程，为后续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追求也在不断改变，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成为人们追逐的主流，小小的《兰台世界》杂志社也是一样。
2004年辽宁省档案局（馆）又换了新领导，省委派办公厅副主任刘金树到档案局（馆）担任局（馆）长。刘局长大刀阔斧进行中层干部的人事调整。以他敏锐的眼光发现，我这个国家全额拨款编制的《兰台世界》主持人，与自收自支编制的工作人员在办刊指导思想上存在矛盾，我坚持刊物遵循“宣传党和国家档案工作方针政策，交流档案工作经验，服务档案工作人员”的办刊宗旨；自收自支编制的工作人员要求有偿发文，增加收入。刘局长了解情况后，决定《兰台世界》杂志实行创收为先，有偿发文，这一决策受到我的坚决反对。于是，刘局长决定把我调回档案馆，杂志社交给自收自支编制的同志经营管理，以加强创收，提高他们的收入。
从此，《兰台世界》杂志开始收费发文，每发一篇论文，收款800元到1500元不等。当时学术界本来就乱象丛生，抄袭、造假、盗版成风。许多高等院校、文化档案、社会科学等部门的一些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各行业的某些档案工作人员，自己没有能力撰写，或者论文不达标没有刊物采用，为了达到国家规定评定职称要求的论文数量，宁可高价花钱发表，国家有关部门对此屡禁不止。《兰台世界》也为这些人提供了有偿发文的平台。待发文章接踵而来，收入也源源不断。后来，《兰台世界》杂志改为A4开本，版面也由48页增加到64页，月刊容纳不下，改为半月刊。
19.五十岁晋升为研究馆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8年末至1989年下半年，档案行业进行第一次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并逐渐走上正轨。
国家规定，档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由低到高设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五个档次，并具体规定了各个档次职称的学历、资历、工作能力、学术成果等评定、晋升条件。那时候各个档次的评审都很严格，辽宁省档案馆在第一次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只有少数几位老知识分子被评为副研究馆员，没有一个人评上研究馆员这一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我那年被评聘为中级职称馆员，这在20多名军队转业干部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军转干部的学历普遍偏低，初入档案行业，还谈不到学术成果。因此，我感到很满足，心想，我必须努力，争取将来晋升到更高一级的专业技术职务上。
事实上，在此后的工作中也确实比较努力。从1988年底担任历史档案二部主任，负责管理伪满洲国、国民政府东北行辕、辽宁省政府和日本侵华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档案，及5万多册日文资料。在档案管理和档案信息开发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重新整理了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数百卷残档，对5万多册日文资料进行重新分类上架，编辑出版馆藏日文资料目录。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组织历史二部工作人员编写并由我主编了《辽宁大事记（1931-1945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撰写并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还比较正规。按照国家规定，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备最低的条件是，有相应的学历，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满5年，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正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即可以申报副研究馆员职称。到1994年，我已具备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任馆员这个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已满5年，学术成果远远超过评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数量要求。这年，我正式申报副研究馆员职称，并顺利通过评审。
在晋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的过程中，却走了一年的弯路。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自己不努力，也不是不够条件，而是因为人为设障等种种原因，使我未能如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歪风邪气也乘虚而入。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上，也未能幸免。比如，申报职称的人弄虚作假，编造假学历，花钱发论文，主持评审的“专家”收受贿赂，任人唯亲，不按条件评审等不正之风日益盛行。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职称评审必须由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严格把握条件，在评审的过程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申报者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行政领导不能干预。在档案系列的职称评审中，这些规定在多数省、市档案局（馆）都得到落实，我知道的吉林省档案局（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就由一位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研究馆员担任，正、副局（馆）长不参加评审委员会。因为吉林省档案局（馆）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安德喜是我的朋友，我们多有交流，比较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反观辽宁呢？档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局（馆）长担任，参加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是几乎所有副局（馆）长，有关处室的处长、主任，个别省辖市档案局（馆）长，辽宁大学历史系主任等。他们虽然都具备正、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也可称之为专家，但在实际评审过程中，不可否认有领导决定的因素，不客气地说，违规评审时有发生，至少对某些人是这样。至于这样评审是否符合上级规定，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辽宁省档案局（馆）对档案管理人员实行的是岗位定额、评聘合一制度，所有各层次专业技术职务，都规定了岗位数量，有岗位才可以申报，评上某一层次的职称，就可以聘用到相应的岗位。这一作法保证了参评人员的权利和利益，无可厚非，但在操作中就不可避免夹杂了不少个人成见。如果领导不想让某申报人通过，只要在评审会上“不经意”地打个招呼：“这人研究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一句缺点，评审委员多是他的下属，谁还敢投票？我1999年申报研究馆员，正是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待遇”。
到1999年，我被评聘为副研究馆员已经五年，按照国家规定，已经具备了申报研究馆员的任职年限条件。这五年中，除了努力工作，还加大了学术研究的力度，撰写的档案、历史专业并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学术论文，已经有60余篇，超出国家规定五篇论文的十几倍。就论文数量而言，不仅在省档案局（馆）申报同档次职称的人中最多，在全省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中也最多，即使在省档案局（馆）所有工作人员中比较，也名列前茅。况且档案馆还有研究馆员的岗位，征得领导同意，才申报研究馆员。
于是，我开始做申报研究馆员的准备。将学历毕业证书、工作成果、优秀论文等获奖证书、古代汉语考试合格证书、业务自传、《年度考核表》、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以及所有论文，全部复印成A4纸张，编制了目录，整整齐齐地装订成为一本“书”，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和必须上交的证件原件一起，上交人事处。材料之全、之多，整理之规范，接收材料的人都感到惊讶，别人的十几页、多者三四十页，我的材料有160多页。
事与愿违，满怀信心的我却遭遇了“滑铁卢”，评审委员会没有通过。省档案馆通过研究馆员评审的是一位学历、学术成果都远不如我的女性同事，没有人向我作任何解释。可究竟是什么原因未通过评审？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的大脑里总是挥之不去。直到第二年再次申报，了解到评审过程，才从另一个侧面找到答案。
2000年，我再次申报研究馆员资格。申报材料基本还是那些，只是多了几篇无关紧要的论文，我调整了申报材料的目录，重新装订了一下，填了新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评审委员会竟然顺利通过了。事后才知道，在2000年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评审委员会主任、省档案局（馆）长艾鸿举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我成为受益者之一。
艾局长在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始评审时特别强调，任何人不许做引导性发言，自己审查申报材料，不准相互商量。艾局长的措施，间接解释了我上一年研究馆员职称评审落选的原因。
这次职称评审，省档案局（馆）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中，我和档案研究所副所长刘乃鹏二人晋升为研究馆员。
我很庆幸晋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这年我50岁，成为我43年工作经历中的大事之一。
20.编辑《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 为李克强起草序言
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省档案局（馆）应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要求，编辑出版《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东北沦陷及抗日斗争史实图片资料选编》。并告知，这是省委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由省委副书记王万宾同志亲自挂帅主持。
当时我被借调到省政协编写《辽宁省政协提案志》，也正处于紧张阶段，副局（馆）长赵焕林提出，将我从省政协临时抽回，牵头该图片集的编辑，由他找我谈话交待任务，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之前必须完成。并转达王万宾副书记的要求，要将该图片集编辑出辽宁的水平，必须保证优质、准确展示东北沦陷及抗日斗争的历史事实。我的日记记载，那天已是6月25日，距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50天时间，要完成框架设计、选材编辑、美编排版、所有文字，以及出版社审定、印刷成书等所有工作，工作量可想而知。
接到任务后，在局（馆）党组的支持下，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工作。首先组成编辑工作班子，由我和档案开发利用部主任里蓉、党政档案部主任程兆申、杂志社美编巩文德、技术部副主任曲哲、电子档案部副主任张跃山、历史二部副研究馆员王天平等人组成。由我负责图片集的框架设计，图片的选定、总纂和所有文字，包括制定编辑方案，编制目录，撰写前言、各部分导语、后记和所有图片说明，并起草序言、后记；里蓉、程兆申、王天平负责初选图片；曲哲负责翻拍图片；张跃山负责扫描复制；巩文德负责排版。
为了加快进度，编辑工作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先由我起草制定图片集的框架方案——按照方案，由里蓉、程兆申、王天平选调有关档案，进行图片初选。初步选定照片由曲哲、张跃山随时翻拍、扫描复制。我着手编排目录、撰写前言、各篇章导言。每个人都各司其职，遇到难点共同商定，工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展开。
许多工作也是几经反复，最后敲定。
图片集的书名，我开始拟定为《铁证与国魂——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图片集》，后来副局（馆）长赵焕林修改为《炼狱与国魂——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图片集》，最后由王万宾副书记亲自确定图片集书名为《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东北沦陷及抗日斗争史实图片资料选编》。领导站得高看得远，书名虽然有点长，但更加全面确切。
关于结构和目录，由我起草后，经过编辑组共同讨论，多次修改补充，各篇、章、节最后敲定，并按此目录进行图片的编排。
图片集分3编、11章、39节，具体目录如下：
序言
目录
前言
野蛮入侵 图谋东北
侵略扩张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设置侵略机构
攫取路矿权益
掠夺农林渔业资源
扰乱金融
恣意杀戮
屡造事端
发动事变
制造侵略借口
策划柳条湖事件
发动九一八事变
武力侵占东北
殖民统治
炮制伪满洲国
实行法西斯统治
强征劳工 制造惨案
移民侵略
惨无人道的细菌杀人部队
垄断经济 掠夺资源
推行奴化政策
浴血疆场 万世国魂
东北人民早期的反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爱国运动
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共满洲省委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抗日义勇军
东北军的抗日
北大营突围
江桥抗战
辽西抗战
长城抗战
社会各界的救亡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
组建反日游击队与东北人民革命军
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
冀热辽边区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
历史胜利 正义审判
侵略者的末日
苏军出兵东北
抗联和东北人民配合苏军作战
八路军挺进东北
侵略者投降
欢庆胜利
遣返日侨俘
正义的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
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
新中国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
后记
对于序言，王万宾副书记也很重视。在图片集编辑过程中，他给档案局（馆）领导打来电话，称该图片集由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克强作序，并责成省档案局（馆）起草，由他交李克强定稿签署，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我的头上。序言完成初稿后，经省档案局（馆）领导交王万宾副书记审定转交李克强。后来王万宾传话过来，说李克强书记工作太忙，责成由他签署。我估计是李克强书记谦虚，这类由副书记主持的工作，不便自己再出面为一本书作序言。就这样，王万宾副书记对我起草的序言做了一些修改，就由他来署名作为本书的序言。因为该序言原稿由我起草，也收录在这里。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一书，意义重大。
中国近代史是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奋斗史。日本帝国主义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开始，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先后对中国进行了长达50余年的侵略活动。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了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爱国之情，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浴血斗争，最终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在东北的抗日疆场上，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邓铁梅、苗可秀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和抗日名将为国英勇捐躯；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了闫宝航、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等一大批辽宁籍的杰出领导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在总结失败的教训之后，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全国抗战，建立了不朽业绩。在这场拯救民族、拯救国家的伟大战争中，辽宁人民中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永远令后人敬仰。
由于历史的原因，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尤其是侵略我国东北杀害我无辜人民的铁证，也保存着中国人民特别是辽宁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日寇、救亡图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量史实。本书采用的档案史料，以及大量的图片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直观地再现了东北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历史，讴歌东北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昭示了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意志。
用抗日战争的史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最好纪念。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史为鉴，不忘国耻，缅怀英烈，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署名：王万宾 时间：2005年8月15日）
图片集前面设有前言，每篇前有导言，每章前有简介，每幅图片都有说明。前言、各篇导言、各章简介、后记，共约5万多字，全部由我撰写，大约用了10天就完成了，很顺利地通过领导的审阅，局（馆）长刘金树审阅了前言，只改了一个字。
前言主要简述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的过程，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东北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和对战犯的审判，还简述了14年东北抗战的启示。前言大约1万字，文字过长，不在这里赘述。
图片初选完成后，由我主持，同里蓉、程兆申等一起逐片审定。不准确的剔除，不清楚的换片，按照编辑目录，对缺失的图片进行补充，最后确定了约800幅图片。每幅入选图片都要做说明文字，也主要由我加注，拿不准的，同里蓉、程兆申一起商定。
按照目录编好顺序，巩文德即着手设计封面、版式。
局（馆）长刘金树亲自联系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并由我联系辽宁美术印刷厂同省档案局（馆）办公室签署印刷协议书，做好了一切出版印刷准备。
图片集完成初稿之后，档案局（馆）邀请辽宁大学历史系张德良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坤研究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李秉刚教授等专家对书稿进行审查，他们对图片集的编辑很满意，也提出一些建议。按照他们的建议，对图片集书稿做了一些微调，即送万卷出版公司走出版程序。
后记记述了该图片集编辑的初衷和编辑过程，文字比较短，也附录在这里。
“为了编辑这本图集，我们查阅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日本侵华和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的数百卷档案，有照片，有图片，也有文字。翻阅着这些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前的历史记录，就像置身于那个年代，思绪也随着每一张照片、每一幅图片、每一页档案而变化，时而为这里保存的照片之多之全而惊叹，时而为发现一幅新的照片而高兴，时而为日军的野蛮残暴行径而气愤，时而又为抗日军民打了胜仗消灭了侵略者而欢欣。我们常想，如果当时中国很强大，日本侵略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略中国吗？如果蒋介石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枪口一致对外，日本会占领全东北乃至大半个中国吗？如果当时东北军不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或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即下令东北军抵抗，日军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吗？……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更不允许假设。指责前人无能和失误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责任是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以史为鉴，使历史上的悲剧不再重演。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图集的初衷。我们希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通过这本图集，回忆起那段历史；年轻一代读者通过这本图集，能了解那段历史。使全体人民都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教训，发扬先辈们不畏强暴、救亡图存、爱国爱乡的精神，为建设一个和谐、富强的中国共同努力。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共辽宁省委的大力支持，王万宾副书记亲自确定书名，拟定序言，并提出修改意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辽宁大学历史系张德良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坤研究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李秉刚教授等，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署名：编者 时间：2005年8月15日）
参加编辑的有关人员，昼夜加班加点努力工作，出版、印刷等各环节涉及的有关单位，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到8月10日，书已印刷完毕送到省档案馆。仅用45天时间就完成了选材、编辑并正式出版，提前5天完成任务。图片集出版后受到王万宾副书记的充分肯定。
当年12月，王万宾调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常务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给省档案局（馆）打来电话，要求送100册图片集到北京，送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由时任省档案局（馆）办公室主任史伟专程去北京送到全国人大办公厅。
我完成了图片集的编辑工作后，又返回辽宁省政协，继续编写《辽宁省政协提案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