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续上期
21.八个月完成《辽宁省政协提案志》
2005年3月到2006年1月,我被借调到辽宁省政协帮助编写《辽宁省政协提案志》,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杨玉奎同志一起,利用八个月时间,编写完成113万字的《辽宁省政协提案志》,不仅创造了用最短时间完成一部志书编写的记录,也收获了真诚的友谊,合作者杨玉奎成为我后半生的挚友,至今,同他还保持着热线联系。
那还是2005年3月,时任辽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的吴登庸,在提案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立项,要编写一部省政协提案志,纪念辽宁省政协成立50周年。苦于缺少专业人员,向省档案局(馆)长刘金树求援,借人帮助编写。刘金树考虑再三,决定派我去省政协完成这个任务。其实,我不仅从未编写过志书,而且也没有修志方面的知识,刘金树大概看我是个“闲人”吧,给我找个差事。我在前面撰写的《我做了十年〈兰台世界〉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文提到,省档案局(馆)领导研究决定,《兰台世界》杂志要实行有偿发稿,以增加创收,保证自收自支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这样势必要改变该杂志原服务档案工作的办刊宗旨,我坚决反对。于是我这个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被剥离回档案馆,而一时又无法安排,便给我冠以“保留原待遇,承担局(馆)长分配的工作”这一特殊头衔,并以省档案局(馆)党组的名义正式发文。因此,要给我这个“闲人”找点事干。
我于2005年3月25日接到局(馆)长的通知,结束手中工作后,于4月1日到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吴登庸主任处报到。
吴登庸,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副秘书长,中共葫芦岛市委书记,政协辽宁省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当时任辽宁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曾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双拥十大新闻人物称号,是一位人脉比较广、格局比较大、能力比较强的领导干部。是他提议并具体负责《辽宁省政协提案志》的编写,所以对这项工作格外重视,要求在2006年1月下旬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之前完成编写,保证省政协委员拿到此书。提案委员会指派办公室资格最老、能力最强的杨玉奎同我合作,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我配备了一台电脑,开始了提案志的编写。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合作者杨玉奎。他曾担任省政协领导秘书,正直正派,为人厚道,多才多艺,更擅长文字写作。同他合作,不仅让我在工作上省心省力,生活上也给我多方照顾,让我全身心投入到编写提案志上,也才能在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顺利完成100多万字的志书编写任务。
报到第二天就开始正式工作。我同杨玉奎先学习了解志书编写的基本要求,共同研究制定了编写提案志的原则和文字使用规范。
在指导思想上,当然得明确提案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辽宁省志》为范本,全面记述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提案工作的历程。
在时间断限上,规定上限起于1955年3月政协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下限止于2005年10月政协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基本办结。
在体例与结构上,提案志参照《辽宁省志》的体例与结构编纂。体例包括述、志、图、录等,以志为主。在结构原则上,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横分纵述,事以类从,篇设简述,章设无题引言。
在使用简称上,对所有涉志机构的名称,规范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简称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或辽宁省政协,等等。
还统一制定了书稿格式标准,如:概述、附录与篇名各独占一页(单页),各篇简述单页起排,章、节、目与所在篇简述接排;篇名为一号黑体,章名、节名、目名为三号黑体,正文为四号宋体。按照《辽宁省志》行文凡例,制定了数字统一用法原则:如序数、统计数字、时间、百分比等都做出具体规定。
从4月中旬开始,利用一个月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结构策划,篇、章、节、目布局,编制目录。目录编制完成初稿后,请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静对本书体例结构、篇章布局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按照高静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
完成目录和各种规范后,我与杨玉奎具体分工了撰写的概述、篇章、附录,于5月中旬开始执笔撰稿。
这期间的6月25日至8月10日,我被省档案局(馆)暂时抽调回省档案馆,编辑《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东北沦陷及抗日斗争史实图片资料选编》大型图片集,完成任务后,又返回省政协继续提案志的编写。
提案志编写期间,经历了三伏酷暑、数九寒天,夏天动辄通身是汗,冬天冻手冻脚。我与杨玉奎同志一起,斗酷暑战严寒,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赶任务,每一步工作都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计划和日程安排,按照日程完成工作计划。提案委员会吴登庸主任亲自联系辽海出版社出版,由我联系了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份提案志后期工作安排日程,附录在这里,请阅者体会我当时工作的紧张程度。
“提案志后期工作日程:
10月11日-15日 编写人员完成个人承担部分的撰写。提案目录整理、排序、确定格式后送印刷厂打印排版。
10月16日-10月24日 完成全书统稿;完成编辑说明、后记等撰稿。
10月25日-11月6日 书稿本志部分打印送审,并完成书稿本志部分审查;进行提案目录、大事年表一校清样的校对;完成图片的收集、翻拍、排版;完成序言拟稿。
11月7日-11月20日 根据领导审查意见进行书稿本志部分的修改;进行提案目录、大事年表二校清样的校对;确定版式,完成封面设计。申请书号,书稿送出版社审定。
11月21日-23日 书稿本志部分打印,送印刷厂按设计版式排版。
11月24日至12月8日 完成书稿本志部分一校清样的校对;完成目录、大事年表、三校清样校对。
12月9日-15日 印刷厂修改书稿本志部分一校清样;补写第三篇第九章第三节(九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
12月16日-20日 完成书稿本志部分二校清样的校对。
12月21日-25日 完成书稿本志部分三校清样的校对。
12月26日 发片。
12月27日-1月14日 印刷装订。
1月15日 交书。”
至10月下旬,已完成提案志书稿本志部分初稿,其后经吴登庸审查,提出修改补充意见,编成第二稿,请当时正在省政协《友报》帮忙的原辽宁人民出版社编审魏运佳做了文字校正后,送辽海出版社做出版准备。
《辽宁省政协提案志》于2005年11月下旬由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2006年1月15日正式出版,按照吴登庸的要求,在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前完成了编写任务,保证了省政协委员人手一册。
《辽宁省政协提案志》全书113万字,A4开本,35.75个印张,572页。该书主要由图片、本志、附录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收录图片85幅,反映了省政协提案工作历史和九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本志分5篇、28章、118节,约50万字,全面反映了省政协提案工作50年的基本情况;附录由大事年表和提案目录组成,大事年表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记录省政协提案工作历史的大事,近3万字;提案目录收录了自省政协提案产生以来保存下来的所有提案目录,共60万字。
我承担了全书的总体结构、篇章布局设定,目录编制,制定写作规范,全书统稿,图片选录,本志部分清样校对,并具体承担了概述、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大事年表的撰写。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克强为该书题词,省政协主席郭廷标和分管提案工作的副主席张成伦分别为该书作序。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省政协领导和提案委员会领导的肯定,对该书的编写、设计、装帧等各方面都表示满意。
从我借调省政协准备编写提案志到完成印刷,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开创了志书编写时间最短的记录。
在省政协工作近八个月,主要有三点收获和体会。
一是学习并初步掌握了志书的写作方法和要求。期间不仅查阅、学习了编写志书的有关资料,而且多次与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领导沟通讨论,并注意在实践中摸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辽宁省政协提案志》虽然是我初次编写志书,但基本符合专业志书的编写规范和质量要求,受到有关领导和地方志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完成《辽宁省政协提案志》回到档案局(馆)以后,局(馆)长刘金树又把《辽宁省档案志》的编写任务交给我。编写第一轮地方志时,《辽宁省档案志》用了20年才完成编写并付印,这次是第二轮修志,我提出了一个两年完成编写任务的工作计划,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刘局(馆)长还有一年多退休,认为我计划的时间过长,换了一位更精明强干的同仁承担。但在他卸任局(馆)长的时候,该同仁只提出一个粗略的工作计划,连目录都没有编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向原单位同事询问《辽宁省档案志》的编写进度,同事告诉我已经完成初稿,有关部门正在审读。15年过去了,“一把手”也已换了五任,出版尚待时日。
我退休以后,省直某部门曾邀请我帮助第二轮的编史修志,因到新西兰与女儿团聚,被我婉言拒绝。工作虽然没做,但让我自豪的是,我一个非专业人员,竟有单位聘用我修志,感到很慰藉。
二是在文字写作上积累了经验。该书2005年4月中旬才开始着手收集资料,要求在2006年1月下旬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之前完成,届时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要拿到这本志书,在此期间我又抽调回省档案馆一个半月,编辑《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东北沦陷及抗日斗争史实图片资料选编》大型图片集,实际写作时间不足八个月,还要完成编书的所有技术工作,诸如序言、后记、编辑说明的起草,以及版式、装帧、纸张选定等,出版社审定、印刷厂印刷也要占用大量的时间。紧迫的时间逼迫去研究写作方法,提高写作质量,用最短的时间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正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学到了关于编史修志的许多知识。
三是见识了省政协机关的工作。作为省级大机关,省政协人员少,但经费充足,主要工作是会议和考察。在编制上,处级公务员指标用不完,绝大部分处级干部都可晋升为司局级。相比之下,省档案局(馆)的工作人员晋升个副处级都受到指数限制,越发感到档案局(馆)工作的清贫和辛苦,也越发感到档案局(馆)大部分工作人员敬业精神的可爱。
22.都为“参公”叫好 我却降职降薪
2008年,辽宁省档案局(馆)又一次改制,成为“参公”单位,工作人员也全部参照公务员管理。
先说说什么是“参公”单位和“参公”人员。所谓“参公”单位,就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所谓“参公”人员,就是“参公”单位的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法》,同公务员一样进行管理。
《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监察委和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为社会服务的组织,诸如学校、科研单位、医院、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与公务员不同,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依据的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这次“参公”的事业单位有三种:
第一种是党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党委下属事业单位,如各级党校、档案局(馆)、政策研究室等。群团组织包括工会、妇联、团委、文联、残联、台联、友协、科协、红十字会等。
第二种是行政类事业单位,比如地震局、气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等。
第三种是行政执法类事业单位,比如城管局、县区行政综合执法中心,包括了农业、卫生、市场、环保、文化、资源等行业的执法单位。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参公”事业单位呢?这是因为这些事业单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职能,又不具备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在行使这些职能的时候,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尴尬,国家公务员又不能突破编制将其纳入,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权宜之法,授予这些单位相应的行政、执法权。
就档案局、档案馆来说,档案局是行政部门,档案馆是档案实体的管理部门。局馆合一后,国家赋予的正式名称是档案馆(局),一块牌子两种职能,但作为档案实体管理部门的档案馆不具备行政执法职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已经显露出弊病,后来将名称调整为档案局(馆),把档案局放在前头,这本来就是一种变通之法。在内部管理上,还是存在诸多矛盾,一个单位,一个办公室,甚至是对面办公桌而坐,做着同样的工作,在工资、福利等待遇上相差甚远,心理很难平衡,影响工作积极性,领导在管理上也感到很为难。
这些弊病与矛盾,不仅仅存在于辽宁档案系统,全国都一样,包括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所以,当国家决定档案系统改制“参公”后,受到各级档案局(馆)领导和大部分工作人员的欢迎。
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同时也会牺牲或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衡量一项改革是否成功,当然只能看受益者是否多数人,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次档案系统“参公”改制就是这样,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分享到这一改革的红利,年龄大、职称高那部分人的利益却受到不是一般的损害。
以研究馆员为例。就工资待遇而言,研究馆员的工资水平高于副司局,低于正司局,处于二者之间。在专业技术职务套改公务员系列职务的时候,以单位的不同层次、规格,套改到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职务,中央档案馆的研究馆员套改为副巡视员,省档案馆的研究馆员套改为正处级调研员,省辖市档案馆的研究馆员套改为副处级调研员或者主任科员,县(区)档案馆研究馆员套改为副主任科员。套改后,仅就工资一项,下降幅度最小的副巡视员,每月也在近千元,下降幅度最大的副主任科员何止这个数。以我自己为例,在这次参公改制中套改为公务员系列的正处级调研员,不仅在职级上降职降级,每月工资也减少不止1000元,连国家发放的暖费都随之降低。
但毕竟是国家的决策,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得服从——有意见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这也是党的纪律要求。当时,我曾正式递交申请提前退休,时任局(馆)长孙成德指示人事处向省人事厅请示,告诉我说省人事厅不同意。我当时正在筹办省委、省政府下达的《辉煌历程——辽宁解放6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展》,处于筹展的紧张阶段,怎么办?心理不平衡只能自己调整,工作还得努力做好。
“参公”两年后,我在调研员职位上办理退休,每月的退休金,比研究馆员退休的人少了近千元。国家每年调整退休金的政策,有一项是按照个人退休金基数百分比调整,如此使差距越来越大。还有许多福利政策也是按照职级发放,比如冬季取暖费的发放,绩效补贴等,粗略估算,在辽宁同一地区的退休金和福利,调研员同研究馆员比较,每年减少2万到3万元人民币。对此差别,有时候心理也有点不平衡,但总体我还是感到很满足,同那些低收的人相比,同那些下岗工人相比,我的退休金已经很高了,知足者常乐,能吃饱喝足就是幸福,心怀感恩是做人的品德。
在许多人眼里,公务员这一岗位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是“铁饭碗”、“金饭碗”,每年公务员招考,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有时候数千人竞争一个岗位。说实话,我却对公务员岗位毫无兴趣,这倒不是因为这次“参公”我的权益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我的性格、兴趣使然。公务员工作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同人打交道,我的性格不善交际,处事方法追求简单,少城府,对机关某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比较头疼,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业务工作。最近,我的一个外甥也在报考公务员,我多次同他交流,建议他找一个自己喜欢又能做学问的事业单位,踏踏实实做点学问,自己心里踏实,也能受到别人尊重。
究竟怎样看待档案部门“参公”?当然不能以个人的得失去判断正确与否。这个政策不管是由谁拍板决定,怎么出台,档案系统“参公”,我感到是一次脱离实际的决策。档案馆本来就是事业单位,职责是对档案实体的管理,让它“参公”,不仅与其实际承担的工作毫无关系,也人为地扩大了公务员队伍。事过12年之后,档案系统再次进行改制,恢复档案局、档案馆分置:在党委办公厅(室)下设档案局,纳入公务员序列,行使档案事业的行政管理职能;档案馆为党委、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管理所属地区的实体档案;同一地区的档案局对档案馆只具有业务指导和执法检查职责,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样的分工,总算分清了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对档案馆“参公”的纠正。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各方面的管理体制也在不断改革调整。就档案事业而言,历史的经验,每几年就会进行一次改革调整。我在辽宁省档案馆工作24年,退休又12年,36年间已经改革了4次管理体制,将来可能还要改革调整。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行)政事(业)分开,(行)政企(业)分开,取消教育、医疗、文化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一独特的官本位做法,这也是大势所趋。
23.主持辽宁省档案馆与《辽沈晚报》合办“文化大讲堂”栏目
随着档案工作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从2005年开始,省内多家报社推出与辽宁省档案馆的合作项目,比如《辽宁日报》推出的“风物辽宁”栏目,同《辽沈晚报》合办的“文化大讲堂”栏目、“纪念沈阳解放60周年大型书场”栏目,同《华商晨报》合办的“影像辽宁60载”栏目等。所有这些同报社合作的栏目,档案馆作为稿件的供给方,领导都责成由我主持。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我从《兰台世界》杂志社回到档案馆至2010年底退休,在与省内各报社合办的专栏上,共推送、发表辽宁省档案馆工作人员撰写的稿件近200篇。在这些与报社合作的栏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同《辽沈晚报》合办“文化大讲堂”栏目,合作时间长,社会影响大。
2006年下半年,《辽沈晚报》仿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特点,设置文化普及栏目“文化大讲堂”,主要刊登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比较强的历史故事。栏目初始阶段,聘请一些文化名人比如王充闾等撰写稿件,但是这些人都比较忙,或者稿件供不应求,或者不合栏目宗旨又不便修改,栏目稿源受到一定限制。缘于省档案馆的社会影响等因素,2006年9月末,《辽沈晚报》文化副刊部主任来省档案馆商谈合作事宜,将撰稿单位相对固定在辽宁省档案馆。局(馆)长责成我作为“文化大讲堂”栏目档案局(馆)方的主持人,负责组织稿源。最初给我确定的职责,只是做“中转站”,把作者撰写的稿件发给报社,并将该栏目编辑的意见转达给作者。
因为是在省内大媒体上发表文章,这在过去是档案局(馆)工作人员求之不得的事,所以撰稿积极性很高,纷纷自选题目,自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但是在开始合作阶段,作者不是很了解该栏目的宗旨和要求,选题多为日本侵华、军阀战争等,政治性较强,语言也是学术论文的风格,稿件多不能用。为了使稿件符合栏目宗旨和特点,提高稿件的见报率,我作为该栏目稿件供给方的主持人,同档案局(馆)领导商定,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是扩大主持人的工作权限,所有选题由我提出,同《辽沈晚报》文化副刊部编辑沟通之后,分配给省档案局(馆)有文字写作能力的工作人员撰写,在他(她)们写作的过程中,我同他(她)们一起研究确定文章主题、结构、层次、语言等,加强指导,把好“出口”关。
二是我主动承担了前两篇稿件,给后续作者做出示范。该栏目于2006年10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发表了我撰写的文章,第一篇是《张作霖也是个伯乐》,第二篇《张作霖迟到九年的安葬》。社会反应良好,《辽沈晚报》文化副刊部编辑也表示满意,电话指示:照此办理。
三是要求领导带头承担撰写任务。时任副局(馆)长孙成德、赵焕林都主动承担文章的撰写。
这样,就调整、加强了我这个主持人的职责,我把这个职责归纳为:拟定题目,确定作者,帮助策划,修改把关,充当“中转站长”。
按照这个职责,在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对“文化大讲堂”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项工作是选定题目。在我的地方历史知识视野范围内,先后两次拟定了80多个文章题目,发给栏目责任编辑,经过他们圈定认可之后,再落实作者,或者提供给愿意撰写稿件的作者选择。第二项工作是加强指导。选题确定作者之后,帮助或指导他(她)们收集资料,拟定提纲,润色语言,有些稿件修改达四五稿之多——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大部分经过了这样的过程。第三项工作是开办讲座。应档案局(馆)工作人员的要求,局(馆)长出面组织,由我做了一次“怎样撰写一篇文化大讲堂稿件”的讲座,从“文化大讲堂”约稿要求,到怎样查找利用档案资料,怎样构思文章结构,以及文字叙述、遣词用字等要求,都向大家作了比较详细的讲解。听取讲座的人也十分踊跃,档案馆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听讲,讲座结束后,有些人还找我垂询、交流。这样做的结果,对于提高了稿件的质量和见报率起了很大作用,基本上每篇稿件都能刊发。
“文化大讲堂”为《辽沈晚报》不定期栏目,刊出期数随着广告多少而变化,前期刊发稿件相对多一些,每星期1-2期,后期每星期1期。该栏目受到读者欢迎,影响也比较大,《辽沈晚报》总编将其作为名牌栏目,曾在有关会议上重点介绍。之所以社会反响较好,我的理解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选题老百姓喜闻乐见,文章反映的是辽宁或东北地区的人和事,回答了老百姓许多耳闻目睹,却不知来龙去脉的事情;写出了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许多文章叙述的是老百姓从未听说过的事,作为家乡事,家乡人有一种新鲜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文章的语言比较活泼,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对读者有吸引力。因此,从领导到百姓都比较喜欢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长曾维,曾就张晓风写的《萃升书院——沈阳最早的大学》一文给时任档案局(馆)长刘金树打电话询问。有时候读者就一个不认识的字三番五次地给报社栏目编辑、档案馆作者打电话查询。
2008年4月中旬,《辽沈晚报》文化副刊部更换了主任,栏目也更换了责任编辑。出于新的办刊设想,“文化大讲堂”栏目先是改名为“大讲堂”,刊载的内容作了扩展,作者也不限于辽宁。两个月后又改名为“名家讲坛”,请文化名人讲述“名人轶事”。从4月中旬以后,基本终止了同辽宁省档案馆的合作。
同《辽沈晚报》一年半时间的合作,省档案馆作者在“文化大讲堂”栏目共发稿84期、57篇稿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扩大了省档案馆的社会影响。
《辽沈晚报》是东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晚报,分沈阳版、鞍山版、本溪版、辽西(锦州)版、辽北(铁岭)版,同设“文化大讲堂”栏目,同时刊登同一篇稿件。通过“文化大讲堂”文章,不仅使各级领导更加了解省档案馆,也使老百姓知道了省档案馆里有故事,省档案馆里有人写故事。
每一期“文化大讲堂”稿件,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魏运亨都写一篇500字左右摘要性的介绍,除了在新华社每日电讯刊登外,还发电讯稿。每期的稿件,全国约有20-30家报纸(主要是晚报、文摘报)转发,至少有50家网站全文转载,使辽宁省档案馆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专版主编看到“文化大讲堂”刊文后,要求省档案局(馆)同时将稿件发给他们选用转载,也转发了大量“文化大讲堂”的稿件。
“文化大讲堂”在一定范围内推动省档案馆形成学术研究氛围。省档案馆作者在“文化大讲堂”发表的文章,在内部影响也很大,成为推动扩大学术研究氛围的动力。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之间,同等学历、年龄相近的人之间,他(她)们自己都有比较,比如同是副研究馆员、馆员,同是业务骨干,同是刚毕业进馆的大学生等,你发了文章,我也不能落后。尤其是一些认为水平还不如自己的人发表文章后,对于这些人更是一种激励。看似一篇普通文章,但对于业务骨干、对于年轻人是一个推动,对于更多的人是一种启示,推动他(她)们去努力。尤其是在后期,许多人主动找我要题目,请我给出主意,在一定范围形成一个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
“文化大讲堂”锻炼了档案工作队伍,许多人通过撰写稿件提高了文字能力。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可以说在这方面受益匪浅。有些人具备一定基础但还没有掌握写作规律,有些人过去很少写或没有写过稿件,也有些人想写不会写,通过撰写“文化大讲堂”稿件,应该说都有很大提高。他(她)们自己谈体会时都说,通过撰写“文化大讲堂”稿件,学到了很多东西,拓展了知识面,学会了如何使用史料,提高了文字组织能力。
注: 当时辽宁省档案局、辽宁省档案馆为合一建制,故本文根据行文需要,有时称辽宁省档案局(馆),有时称辽宁省档案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