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首往事七十年》
作 者:张树纯(网名观海听潮)
完稿于2022年10月
原创 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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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父亲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回忆父亲平凡伟大的一生
父亲是个乡村医生,同千千万万的乡村父亲一样,他的一生普普通通,没有做过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他一生聪明好学,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守职敬业,忠信孝悌,为人厚道,在子女的心中,他是一面旗帜,是最伟大的父亲。
2021年5月21日(农历4月14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回忆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撰写此文,以缅怀和纪念敬爱的父亲。
祖上闯关东 父亲是山东移民的第四代
我小的时候,爷爷和父亲就经常向我提起,祖上原籍是山东省青州府寿光县孙家庄,并告诉我,如果遇到祖籍一样的张姓,一定是本家。长大后我才明白,这是告诫我不忘祖宗,不忘故乡。于是,我开始在地图上查找祖籍的位置。解放以后,青州改名益都,现在又改名为青州市。寿光县现在是寿光市,当年的穷乡僻壤已变成全国蔬菜之都,孙家庄却查无此地,可能是村庄名改了,也可能是区划调整改隶他县了。
爷爷和父亲还告诉我,当年山东三年大旱,民不聊生,祖上张维用箩筐挑着儿子带着妻子从陆路北上闯关东,经过千难万险,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西桥镇土城子村落脚,后来世代在这里生活,父亲就出生在这里。
父亲是山东移民的第四代,根据辈分和老人年龄推算,祖上闯关东的时间应该在清代的咸丰年间。
到父亲这一代的一百多年里,家族都保持着山东人的习俗,比如称呼爸爸叫爹,妈妈为娘,伯父为大爷,叔叔为伯伯。到我这一代,已经入乡随俗,改称爹为爸爸了,其他称呼还依旧。
上述只是根据爷爷和父亲口述,我做出的推断。其实还是有家谱可查的,据说家谱记载的比较详细,只是我没有机会去查证。家谱原来保存在本族叔叔处,大约在30年前,叔叔同我说,将来家谱由你接管,你有文化,便于续谱。我当时在辽宁省直机关工作,管理档案,编辑杂志,组织展览,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加点,我怕没有时间顾及续谱之事,没有答应。叔叔去世后,据说家谱传给了儿子,我的本族弟弟。现在我侨居新西兰,与家乡远隔重洋,连查看家谱的机会都没有了。本文所述内容,哪位族人看到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父亲的青少年 生活颠簸流离受尽苦难
父亲生于1921年5月21日(农历4月14日),在家族中是“宝”字辈,名字张宝堂。爷爷有四个儿女,父亲是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父亲的童年是在喀喇沁旗西桥镇土城子村度过的。祖上闯关东落户这里以后,到爷爷这一辈,我家这一支始终依附于土地,以农耕为生,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
父亲八九岁就给地主放牛,他跟我说,那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饱饭,冬天吃糠咽菜,夏天野菜果腹。冬季天寒地冻,没有鞋穿,经常赤脚跑步取暖,也曾在牛粪里焐脚,每到冬天,手、脚、脸、耳生冻疮流脓不止。渴望识文断字他,央求爷爷送他上学,爷爷哪有能力为他交学费?直到10岁那年冬天,才送他到村里的私塾学了三个月,这是父亲的全部学历。
13岁那年冬天,爷爷把他送到西桥镇一位于姓中医开的药铺(相当于现在的卫生所)打杂,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跑腿传信,打个支应。东家看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很喜欢他,不时地教他认个药名,讲个药理。父亲天资聪慧,过目不忘,逐渐认识了药名,认识了更多的汉字。闲暇的时候就去给调剂(司药)帮忙,实际接触各种中草药。16岁那年腊月,有一天调剂外出,晚上突然来人看病抓药,东家离不开,问父亲能否去付药,父亲大胆地应承下来。那时候没有电灯,麻油灯又被风吹灭,无法使用药等(称中药的秤),父亲摸黑拉开药厨,用手指凭感觉将十几味中药抓齐。东家查验后,不仅处方中的草药一味不缺,分量也差不多,非常满意,第二天就辞了调剂,让父亲充任。
父亲是个有心人,利用工作之余自学更多的中医知识,学习诊脉、针灸,中草药的炮制等,直到熟读《本草纲目》、《汤头歌诀》、《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后来成为小有名气的中医大夫。毛笔字也写得有模有样,连我这大学生也自愧不如。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东部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到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通过伪满洲国加强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强制推行出荷纳粮,掠夺东北的粮食,穷苦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全家生活难以维系,爷爷带着全家开始逃难,当地人叫“下后府”,就是向赤峰北部地广人稀的林东、林西逃荒谋生。全家人在林东的一个村子落脚,靠着爷爷和两个伯父当长工、父亲打短工维持生计。那个年代,天下乌鸦一般黑,没病没灾还能勉强度日,遇有天灾病孽可就难了。父亲一家在林东七八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光复,于1945年秋后回到土城子。去的时候是一家五口人(逃难前姑姑已经出嫁),回来时只剩下三口,我的嫲嫲(奶奶)和二伯父病故在那里,直到1960年,大伯父从抚顺煤矿精简下来回到家乡,才去林东把两位亲人的遗骨起回安葬。
从林东回到土城子那年,父亲已经24岁了,后来在宁城县汐子镇药铺找到一份“拉药厨”的工作,全家人也随之搬到汐子租房居住。父亲边工作边学习中医,并拜药铺刘盛久大夫为师,没有两年,就能出徒诊脉看病了。这时父亲和母亲已经结婚,家里有了五口人,除了父亲、母亲,我的姐姐也出生了,还有爷爷,大伯父10岁的儿子我的哥哥也一起生活。光复以后的东北,成为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战的战场。汐子地处叶(柏寿)赤(峰)铁路中段,为国民党军占领,散兵游勇到处抢掠,药铺也成为抢掠的目标,到1947年不得不关门。
东北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全中国的高潮,被战争破坏的工矿企业及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听到各地工矿招工的消息,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也动心了,他联合了亲朋好友一行七人,于1950年春节后去抚顺煤矿挖煤,他们中除了父亲,还有我的大伯父张宝坤,本族哥哥张树廷,我的舅舅郑国增,我母亲的舅舅高坤,五间房乡邻时占龙、韩占举。出发之前,把一家老小安置到老哈河东岸的五间房村,租住在张林家两间东厢房,说是举家搬迁,几套简单的行李而已,厨具还是房东资助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父亲应征参加随军民工队赴朝鲜,在民工大队当炊事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回到国内。
父亲回乡从医 转战农村卫生战线40年
1953年7月27日,中朝代表在板门店同美国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父亲于1953年秋天撤回国内,被编入东北军区后勤部工程大队,驻沈阳。此时,韩占举从抚顺煤矿回乡后,已任建平县八家乡乡长,乡里筹建卫生所,他想起了父亲,就给父亲写信,邀请他到八家乡卫生所当医生,条件优惠,在沈阳什么待遇,回来还给什么待遇。这年,爷爷60岁,姐姐6岁,我才3岁,一起生活的大伯父的儿子我的哥哥15岁。父亲考虑到,两地生活困难较多,一家老小需要他照顾,从医又是他的本行,于是,毅然辞职回乡,去做了个乡村医生。这一干就是40年,一直到1983年退休。
解放初期,东北农村的卫生事业还很落后,缺医少药,致少在建平县,每个乡的卫生所只有一个医生,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兼司药,不像现在,各乡都有了医院,各村的卫生所都不止一个医生。那时候,当地老百姓的习惯,极少到卫生所看病,都是把医生请到家里给病人把脉诊治,开方抓药。在一个乡的范围内,不管白天黑夜,医生要随叫随到,这也是职业要求所在。可见,当个乡村医生不仅非常辛苦,而且还得是医、护、药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全面手。
随着农村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父亲工作地点不断变换。1956年八家乡撤并,万寿乡建立卫生院,父亲调到万寿;1960年深井公社建卫生所,调到深井;1963年太平庄公社建立卫生院,调到太平庄。此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作出“6•26指示”,号召“赤脚医生”进村,父亲也下放到村里,先后在石台沟、五间房、要道吐卫生所当“赤脚医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又先后在太平庄医院、向阳医院工作,临近退休的前几年,又调回本乡本土的太平庄医院,最后在那里退休。
第二次调回太平庄医院后,除了做好一个医生的本职工作外,还参与创建了太平庄卫生学校,并负责讲授中医诊断、中药药理和炮制以及针灸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农村医务人才。授课期间,不顾年近花甲,带领学生上山采药,亲手加工和炮制中草药和中成药,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学习中医药知识,易懂易学,受益匪浅,成为农村卫生战线的骨干。
40年间,父亲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无怨无悔、尽职尽责地为病人服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届届都被选为乡人民代表。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当年被选为乡、县人民代表的代表证,妹妹保存着父亲在万寿卫生院工作期间参加建平县劳动模范赴北京参观团的照片。
行医乡里 始终践行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父亲人缘好,不仅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对于常见病往往都会手到病除,在当地小有名气,更主要的是他具有高尚的医德,永远是病人第一,不管白天黑夜,有求必应。
如前所述,父亲工作的年代,东北地区农村卫生事业还比较落后。上个世纪50年代,每个乡镇建有一个卫生所,少数比较发达的乡镇卫生所能有两三个医生一个调剂,落后地区只有一个医生,要身兼医生、护士、调剂多职。60年代、70年代有所发展,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当地老百姓的习惯,小来小去的常见病去看医生,大病重病都把医生找到家里给病人诊治,叫“请先生”。一个乡镇面积最少也数十平方公里,不通公交,父亲一个月53.5元的工资,要养活家里七八口人,没有余钱买自行车,到哪去看病人,全都是步行,路远的来回要几十里,每遇到这样的出诊,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随叫随到,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背起药箱就走,从来没有拒绝过。
父亲的原则是一切为了病人,处处为病人着想,能省则省,一次感冒,几角钱就能解决问题。一付中药,多则块八角钱,少则毛八钱,而且最多开一付三剂,从不多开。
我有一个同期入伍的战友叫黄玉林,老家住在本县太平庄公社干沟子村。大约从五六岁开始,左耳听力逐渐下降,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基本失聪,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到公社医院和县医院诊治均不见效果。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没有检查仪器确诊,也没有经济条件到城市大医院治疗。父亲在要道吐卫生所工作的期间,黄玉林在家人带领下到父亲那里求医。父亲在检查中发现,耳聋是耳道分泌物堆积成为栓塞堵住耳道所至,就用一根缝补鞋子的大针烧红弯成针钩,插进耳道将栓塞钩出,彻底治愈了他的耳聋,因为没有用药,没有收取分文诊费。1968年2月,我们一起应征入伍,黄玉林在部队工作了20多年,90年代初在团职干部职位上转业到盘锦油田,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密切来往。
在五间房卫生所当“赤脚医生”期间,石台沟村沟里一位50余岁的高姓农妇因咳嗽引起呼吸困难,家属骑着毛驴跑了20多里路,慕名来找父亲前往诊治。父亲急忙出诊,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山路崎岖不平,由于心急赶路,不慎摔到沟里,自行车摔坏了,父亲的脚关节错位。为了赶时间救护病人,捡了个树棍拄着,硬是坚持挪了十多里路。赶到病人家里时,这个农妇已经“死亡入殓”,父亲坚持要查看一下病人情况,发现是痰堵住了气管,还有一丝气息,就急忙用注射器抽痰,并施以针灸、按摩急救,硬是把农妇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来这个农妇活到70多岁,逢人便说是张大夫给了她的第二次生命。
父亲对一个特殊病患的处理,让我对他高尚的医德有了更深的认识。
五间房村有一个光棍李X,大字不识一筐,无知无畏,不务正业,横行乡里。“文化大革命”中,挑头造反,横踢乱咬,被村民称之为“坏种”,父亲当时下放到村里当“赤脚医生”,当然成为他批斗的对象。我家是外来户,就无中生有诬陷我家是“逃亡地主”,不仅以此批斗父亲,还寄信给我所在的部队。1969年5月,党支部已经通过我入党的决议,上报待批,收到他的诬告信后,上级党委立即派人到我的家乡调查,查明真相后,同年8月党委才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坏种”得了肝腹水,肚子胀得像面鼓,医院已经拒绝收治,只能维持等死。为了延长生命,又找到父亲治疗。父亲不计前嫌,对症下药,治好了他的肝病,竟让他起死回生。治好了这个“坏种”的病,却引起村民的不满,纷纷批评父亲延长了他的生命,让他继续横行乡里。每听到这样的批评,父亲总是一笑置之,回来对家里人说:“我的职业就是治病救人,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
孝顺的儿子 慈祥的父亲
父亲的孝顺是出名的。奶奶不到50岁就病故在林东,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此后爷爷就跟着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以后生活安定了,爷爷也老了。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儿了。
父亲在外工作,家务由母亲操持,侍候爷爷的生活可谓无微不至,正因如此,爷爷成为家里名符其实的老太爷。
在我的记忆里,60年代以前我家都很贫困,爷爷年龄大,母亲体弱多病,没有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来源,只有父亲每月53.5元的工资,而且他还长年在外地工作,与家人两地生活,用捉襟见肘形容当年的生活一点也不为过。姐姐1962年考上奎德素中学,初中只读了半个学期,就辍学回乡务农,补贴家用。父亲差不多每月回家一次,他的粮食定量,经常寅吃卯粮,可每次回家都会给爷爷带点“好吃好喝”,改善他的生活,有时是一两斤白面,有时是一条咸鱼。爷爷喜欢喝一口酒,父亲总是不断供应。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的粮食定量减到25斤粗粮,副食大都靠票证供应,国家无力生产粮食白酒,只有苞米秸、地瓜秧酿造的酒。这种情况下,父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尽量照顾爷爷,也没有中断过对爷爷的照应。1960年父亲在深井卫生所上班,每次回家,买不到可心食品,就带几只乌鱼,没有粮食酒,就带两瓶地瓜秧酒或者苞米秸酒。
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吃饭都是自己一桌,家里腌的咸鸭蛋、咸鸡蛋只给爷爷一个人吃,每顿饭母亲都做碗特殊的饭菜端给他吃,把我们馋得直嘎巴嘴。
在父亲、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爷爷活到86岁无疾而终,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少有的高寿了。
父母养育了我们姐弟七人,长女张素华,2003年病逝;长子张树纯,笔者,现侨居新西兰;次女张素英;次子张树锋,1986年病逝;三女张素莲;四女张素娟;五女张素芹。顺便说一句,在族中我们这一代是“树”字辈,男孩、女孩名字都排“树”字,后来村里常姓人家一进门媳妇同二妹重名,生产队记工分经常弄混,姐妹商量都改“树”为“素”字。
父亲虽然长期与家庭两地生活,同孩子聚少离多,但对子女的教育却从来不放任自流,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的理念不同,有着他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
以身作则,处处给子女做出榜样。父亲在单位是医生,处处以治病救人为已任,尽职尽责,忘我工作。只要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那时候,农村每家都有点自留地,我家没有干活的劳动力,从种到收往往都是父亲张罗,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他扶犁播种谷子的形象。劳动之余,帮助母亲喂猪喂鸡,清扫院子,给我们做出了敬职敬业、热爱家庭、热爱劳动榜样。同母亲结婚50年,相亲相爱,从没有红过脸吵过嘴,给子女提供一个和谐、和睦的生活环境。在孝顺老人方面,如前所述,更是无可挑剔。给我印象深刻的,每年春节除夕零点年夜饭前,都要率领全家人给爷爷磕头拜年,无形中为子女孝顺父母做出榜样。
谆谆善诱,从不打骂子女。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父母养育我们七个子女,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性格也不同,不懂事的时候,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每当发现哪个孩子犯错,父亲从来不大声喝斥或者棍棒相加,只是认认真真地告诉他(她)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1960年父亲在深井公社卫生所工作,我也随父亲去深井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自来水钢笔,有一天,父亲把他的笔落在家里忘带了,我就悄悄装在书包里上学了。父亲下班回来找笔,问谁看见了,我红着脸不敢吱声,父亲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就对我说:“喜欢笔是好事,爸爸现在没钱给你买,你好好学习,等放暑假跟着房东阿姨去拔草卖钱自己买个好的,记住,再喜欢的东西也不要偷拿别人的。”那年暑假一个月,我每天跟着房东阿姨去拔莠草,晒干卖给收购站,挣了5元钱,高兴地把钱给父亲,父亲兑现诺言,第二天就带我去供销社花了1元5角钱买了一支钢笔,这支笔我一直用到初中。这件事我多次向女儿提起,“不偷拿别人的东西”的教诲也让我牢记一生。
不强加于人,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父亲从来不强迫子女做什么,重大问题只提建议,帮助分析利弊。1962年,姐姐考上了奎德素中学,那个年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没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就不分给粮食,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星期见不到一粒粮食,以野菜、树叶充饥。我可以自豪地说,家乡大地里生长的,除了桃树叶不能吃,所有野菜、野草、树叶都吃遍了。姐姐看到这种情况,哪有心思读书?同父亲说要辍学回生产队劳动,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想好了,自己定。1966年我初中毕业,但“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继续学习的梦,回乡劳动一年后,同父亲商量想去参军,父亲还是那句话:你想好了,自己定。子女一旦确定了选择,父亲都无条件地支持。1968年2月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父亲把我送到县城叶柏寿,在建平县委、县政府召开的欢送新兵入伍大会上,父亲还代表全县新兵家属在大会上讲话,嘱咐我们服从党的分配,努力工作,保家卫国。
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不谦虚地说,我们姐弟都继承了父亲忠厚本分、爱岗敬业、孝顺父母的美德,脚踏实地做事,诚实厚道做人。
亲情 在他心里永远排在第一位
父亲是最讲亲情的,用当地的方言说,是最认亲的,不管是本族还是亲戚,不仅有求必应,而且会主动援手,倾其所有给予帮助。
大伯父的儿子我的哥哥长我12岁,由于特殊的原因,很小的时候就在我家生活,直到18岁去抚顺煤矿大伯父处工作。父亲对我的这个各个视若己出,吃的、穿的、用的方方面面,宁可亏着我们姐弟,也满足哥哥,哥哥自己曾经对我说:“老伯、老婶胜过我的爹娘。”
1995年母亲去世,哥哥提出要以“孝子”的身分为我母亲送行,我们子女没有同意。在父亲处理哥哥与我们姐弟的关系上,让我们姐弟对父亲产生了误解,认为父亲有偏向。长大了才明白,这正是父亲的美德所在。哥哥不是很争气,在抚顺煤矿工作期间犯下不应该犯的错误,受到处罚。回到家乡时,父亲没有丝毫的嫌弃,照样接纳,并给他娶妻成家。由于某种原因,有关部门没有批准哥哥的房基地,父亲就在自家院子挤出地方,帮他盖了三间新房,使他有了生活保障。
从1957年开始,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1960年,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党和国家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各方面的调整成为首要任务,全国企事业单位都进行人员大精简。大伯父也在这一年从抚顺煤矿精简回乡。大伯父多年在外漂泊,在家乡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父亲主动把大伯父接回家里一起生活,提供吃喝穿戴一应用品。大伯父当时已年近半百,体力大不如年轻人,何况多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回乡以后遇到很多困难。父亲就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协调,让大伯父当上生产小队的饲养员,使他较快地适应了农村生活。
父亲有个本族近支的弟弟,住在老家喀喇沁旗西桥镇土城子村,上世纪60年代初患了肠胃病,便血不止,多方治疗未见成效,1964年初,父亲就把他接到家里治疗。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家里生活虽然已经大有改善,但在建平这个穷乡僻壤,也只能是勉强填饱肚子而已。尽管如此,父亲以亲情为重,把家庭当病房,为他买药煎药,母亲一日三餐为他做有利于调理肠胃病的饮食。这个叔叔在我家住了整整两年,彻底治愈了肠胃病,父亲念及叔叔家生活困难,药费、生活费用等所有开支,全部由父亲承担,未收叔叔一分钱。花了多少药费不得而知,父亲从来不说。60年前的生活窘况,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现在都富裕了,丰衣足食,吃香喝辣,试问,又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正因如此,更突显父亲的高尚品德和厚道为人。两家虽然隔着20多公里,老哥俩结下了更深的情谊,叔叔每次来看他,父亲都资助他三百二百的补贴家用。2002年初父亲病重,我休假回乡看他,正赶上这个叔叔也来看望父亲。全家聚在一起,我妹妹递给父亲几百块钱买营养品,不一会儿,我亲眼所见,父亲把这几百块钱全部“偷偷”塞给了叔叔,还向他使了个眼色,叔叔也心领神会,老哥俩情谊可见一斑。
父亲牢记祖训,遇到山东故乡的张姓人,都认为本家。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在建平县向阳公社医院当医生,在为患者看病的过程中,偶遇一位东井村的张姓患者,攀谈起来,得知对方也是山东寿光县孙家庄闯关东过来的移民,倍感亲切,自然认作本家,还排出了辈分。此后,两家作为本家,来往密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受父亲亲情第一的影响,我也同东井本家一位年龄最大的哥哥张国福取得联系,听他介绍同父亲来往的点点滴滴。
不慕虚荣 以平常心处理名誉、利益、地位
父亲对待工作、生活乃至人生,都脚踏实地,以一颗平常心处理遇到的所有问题,不求私利,不慕虚荣。
父亲是个医生,中医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一些外地患者也慕名而来,加上工作踏实肯干,群众关系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单位党组织多次动员他写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父亲却每每以不够条件为由无动于衷,工作却是更加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加入党组织是每个干部、职工的心愿,而他却无欲无求,以一个普通群众的平常心处理,很是难得。
1959年父亲在万寿公社医院工作,这年不仅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在建国10 周年之际,参加了建平县劳模参观团到北京参观。这年年底,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接任万寿医院院长,同事也劝他就任。在医院当院长,这可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职位,而父亲却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我做不了领导,当个医生挺好。
父亲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定级,工资定为53.5元,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的70年代初回乡当“赤脚医生”,不仅工资未曾增长,还在下放当“赤脚医生”后,取消了工资,回乡挣工分,直到“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落实政策,又被安排在太平庄公社医院。父亲从不发牢骚,没有埋怨过任何人,以平常心调整心态,照样兢兢业业地工作。
父亲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东北军区有关部门曾发给他一个证书,据父亲说大约是128开红色硬纸壳对折的小本本,他把这个证书同他自己认为有保存价值的东西珍藏在一个手提箱里,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休探亲假还见过这个手提箱,只是已经变成了工具箱了。50年代中期,哥哥十五六岁,闲赋在家,游手好闲,背着父亲撬开皮箱拿出这个小本本,撕去里面的订着证书内容的软页,把硬纸壳夹不知道拿去干什么玩了。后来父亲发现为时已晚,但他没有责怪哥哥,也没有很在乎这件事。只是从此之后,父亲在家里家外都不再提及自己参加抗美援朝当民工之事。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制定政策,给抗美援朝老兵和民工提高福利待遇。这时父亲已经退休,我提示父亲说,抗美援朝的证书没有了,档案还在,建议他去县卫生局查找档案提供给民政部门,国家制定的政策他应该有权利享受。父亲去卫生局查找后,被告知没有他的档案,可能是在机构改革时留在他工作过的乡镇或者移交档案馆了。后来我帮助他到县档案馆、民政局查找,均被告知没有他的档案。那个年代,各部门档案意识薄弱,被销毁都是可能的。我又给父亲出主意,找他一起赴朝的民工或者志愿军管理民工的领导出一个证明,证明他抗美援朝战争中当过赴朝民工,民政部门也会认可。父亲则说,我现在有退休金,晚年生活有保障,已经很满足了,钱拿多少是多啊?再说,那些没有参加抗美援朝的人不是也生活得挺好吗?别再提这事了。不慕虚荣,知足常乐,是父亲一生坚守的美德,听了他的话,我也不再坚持。
结 语
父亲2002年5月30日(农历4月19日)去世,迄今已经19年了。每每回想起敬爱的父亲,总是有着一种怀念、崇敬的心情。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认真地对父亲的一生做个回忆和总结:父亲一生平凡而伟大。说他平凡,是他从来不做升官发财的梦,心甘情愿做个乡村医生,不谋私利,知足常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说他伟大,是他处处坚守为农民、为老百姓服务的宗旨,服从大局,敬职敬业,客观上也是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在子女心中,他具有最崇高形象,是最伟大的父亲。
现在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您的子女没有辜负您的教育和期望,他(她)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靠着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您的家教和美德,是留给子女的巨大财富。我们将以此教育子孙后代,作为家风、家训世代相传。(2021年2月25日于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2023年1月21日再修订)
未完,待续